现实中太多人间悲剧了，惨不忍睹，无言以对。有时侯选择一种虚拟的逃离才是灵魂解脱的方式。
为什么这些网民，都惧怕自发心声？不肯表达出个人的思想？是谦卑还是自卑？是恐惧还是无奈？其实，能够促进人类历史进步的，归根结底还是“思想”这玩意。你不敢表露你的内在思想，你却奢望社会进步带来你的生存条件的提高？别忘了，每个人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一分子。
微博上多了，我惧怕的一种现象，不是后台系统无所不在的自动监控收集，而是这些网民无休止的复制粘贴转播，看不到他们原创的、发自内心的欲望与呼唤。民族的整体沦落，才是这个社会难以根转的源头
这个国家的民族，若然要走出政治思想的囚笼，必须先要从个体的追求谈起。个人衍生了一种追求和探索的欲望，那么即使有形的樊笼也无法拘禁他向往自由的心。
一个国家的民族，一旦被某种思想左右，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必然被这种主流思想所牵制。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蹦出了一个拥有思想控制能力的恶魔，那么这个国家的人群都被这种恶魔的思想箝制，整个社会必然受到这恶魔无了期的制肘。
很显然，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能否高速发展，而且是普及到民间个人的创造念头，都跟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关。一个开放并包容的社会，必然会提高民间的创造意识。看看这个天朝，管核无所不在，掠夺从未歇息，讲发明讲创造，讲条毛！
其实，我感觉自由是最重要。没有自由的土壤，民主制度也不会逐渐形成。因为没有自由的空间，民众不会懂得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民主。老髦显然就是利用人民的无知，挂了一个民主的牌子，于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被忽悠了。首先追求各种的自由，如言论、科技、学术，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
许多人都在追求民主，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但貌似很少提议追求自由。有人会说，有了民主就会有自由了。我不否认这点。但能否先追求自由呢？比如说：网络封锁了，那就学习一下翻墙;工作受到体制约束，那就辞职不干;感觉呼吸压抑了，就到街上吼几句……看，这些就是自由，并不是民主啊。
网络流传这么一句话“思想如同内裤，可以有，但不可露给别人看。”对此，我又在无聊中想到，如果没外面的人看到某人的内裤，内裤又怎能流传在世间的？是不是世人过于注重内敛的内裤，所以从来不会注意到思想这东西？
在每天不停的忙碌中，我发现自己的信仰早已遗失，或许这种信仰从来就不曾有过。
推特上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追求灵魂的释放。他们深深的懂得:在网络被钳制的国度，人的大脑只会演化成一种复读机器里面的芯片。这种被诅咒的程序一旦植入，很难再发生更改。因为程序员们的大脑也早已被植入相同的芯片了。
一个人，若然把自己定位在某地区某国度的身份上，必然会造成他的民族主义观，那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要以某某国人的立场来表达。可是，这就对了吗？能以物种来确定自己的种属吗？都是人呀，能够无国度无区域的交流吗？爱家爱国的定义都是那么狭隘，能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么？
外国人喜欢在谷歌研究科学技术，中国人喜欢在微博交流政治思想。真的是东西方大大的不同呀。美国用科技操控了世界，中国用思想奴役了人民。当Nasa给火星探测车更新程序时，中国的农民还在用锄头翻地。
为什么这个国度的人，都喜欢搞政治，喜欢用“政治”这个概念来划分自己。能搞一些信仰吗？有信仰的人才能获得自由，活出自我。没有了政治的困囿，只有信仰的向往，灵魂才能得已新生。何必为政治产生的利益拼个你死我活呢？一人成魔，万民遭殃。信仰的缺失，造就无数次的国殇。
是不是墙内的人都认识不到制度的罪恶？不会，他们早已清楚。可是，他们偏偏一直都在痛哭流涕悲伧无助？我只能说，这是他们的依赖性太强，崇拜性太强，至于奴性，我就觉得不尽然矣。个人方面什么事情都先搞关系，结果这个国家都被关系搞死了。
墙内的微博，从来都没真正改变什么。或许只是制造了更多的悲殇。每天都有人为了争权夺利进行无休止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推波助澜。中华大地早已泪痕斑斑，悸动的心已然不知取舍如何。看微博风云幻变，倒不如墙外自我放歌。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左派右派，我不过就是我自己所说的“中间无所谓派”。翻墙只不过是出于对神奇的网络感兴趣罢了。墙外信息的自由度可以让人感觉到视野的开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墙外的空气清新，没有什么污染指数，水源清澈，鱼儿们都在自由游走。
2012年8月25日星期六
宋濂：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宋濂：蒙古入侵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宋朝时中國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國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殺、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而在中國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殺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國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國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國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國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國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國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國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國)，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殺。这种屠殺，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的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比在中世纪的人们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殺、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國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國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耳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國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國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華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國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華夏文明，使中國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殺，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華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國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華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國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國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中國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國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華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殺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華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華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國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國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國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殺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鎮壓。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殺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中國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國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國，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断的屠殺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國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國，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殺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國后，疯狂掠夺中國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國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國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国外的书籍中记载，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殺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殺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在中國范围内，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國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恐怕今天早就没有中國人了。蒙古人仅在中國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殺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屠殺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國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计有1300多万人，屠殺后竟然不满80万人。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殺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國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國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國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元政权的超级野蛮使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華夏文明变成蔑视華夏文明，他们再没有把中國人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外蒙獨立时，对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國军队。
第一：中國人的地位问题
蒙古在中國建立蒙元廷，并没有把当地原住民当人。元把境內的子民分為四等，第一當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儿其、波斯、巴格达、俄罗斯、波兰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的欧、亞金发碧眼白种人），在中國大地嗜虐的蒙古铁骑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战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汉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汉人在内的真正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國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蓝眼睛白种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蒙古统治中國，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
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國历史最悲惨的部分,在这个时期,由几千万的中國人民被屠殺,无数中國妇女被强奸,无数中國儿童被绑架成为奴隶,最后在屈辱中死去.无数中國人民丧失了祖祖辈辈建设的家园,被驱赶成为奴隶,无数的人被冻死饿死,无数中國人民的财产被蒙古帝国统治者掠夺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阿拉伯和欧洲,给他们换来奢侈品.无数的能工巧匠被绑架到异国他乡,而中國人民却从此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能力,从世界最领先的国家, 逐渐落后成为半殖民地。是地地道道的亡国史。
第二：对中國政治文化的摧残
蒙古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國。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國，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國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國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國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三：蒙古的宗教
蒙古的宗主們大多信奉萨满教，但是，在1307年的一場宮廷鬥爭中，中華文明面對一場大危險。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Ananda）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並擅長於阿拉伯文，是寧夏的長官（達魯花赤），是宁夏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他的父親元成宗為了使他回心转意，曾一度囚禁過他。元成宗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帝位，並處死他。中華文明避免了一場將會是很徹底的改變的危機。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麻”、“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麻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麻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麻教尤其狂热。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麻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麻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麻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麻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麻。又一次，喇麻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麻。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第四：看看12世纪的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中國土地上残酷地进行种族灭绝的纪录。“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战的目标和动机。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韃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等等。
那么蒙古屠殺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我看到最早的统计是在尚铖主编《中國历史纲要》。蒙古灭金后得户87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七白六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殺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
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殺人数约2400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殺人数约2400万。
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中國金境和宋境内至少被屠殺了6300万人，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这还不包括蒙古帝国在西夏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丧失的黨项族人。
四川被屠殺后，人口减少上千万人，占95%以上，是确定无疑的，但具体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难是宋代人口按户来统计，一户有多少人估计不一样。 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3万，如果按照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约为 1,320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 兴淳熙户口数》)。但也有人估计是一户7口人，则人口大约2000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 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6年，也 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 明了四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得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殺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國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据说，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國北方直接屠殺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國北方人口三千死亡万，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明政府强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据说很多河北山东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这在很多人家谱里可以验证。
说南方地区人口下降少还可以，但说基本保存是不对的。传说里，元军统帅伯颜在平江南时不杀一人，但是，《续资 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却记载了德佑元年 (1275 AD)十一月伯颜在江苏常州的大屠殺： ”甲申，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 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 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 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 不屈，亦死。”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看见“不杀一人”的伯颜， 凶残到逼迫城外居民運土，运完土后就把他们抓来填进垒里，还把人来油煎，最后尽屠了常州一 城居民。”不杀一人”的伯颜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战争中蒙古军队所为了。
我自己不知道蒙古人在全世界总共杀多少人，但是，被蒙古人破坏以前，中國和亚洲文明古国都相当发达，大城市人口都在100万以上。仅仅在伊朗地区，被屠殺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这仅仅是大城市的统计，蒙古人在农村的屠殺人数是无法每次都统计出来的。但所以被入侵国家都记载蒙古人在农村一样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当时俄国人口不多，所以屠殺人口总数不大，莫斯科只被屠殺了20多万人，但是据俄国历史学家估计，俄国被屠殺人口超过了中國的50%。 被直接屠殺地区人口下降超过90%。
如果当时世界其他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和中國相似，那么被屠殺人口应该不亚于中國的5000多万。也就是说被蒙古屠殺人口应该不少于1亿。至於说被屠殺2亿也不是不可能的，第2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人口下降了10-15%，(中國被日本入侵也大约是这个数)。 蒙古人造成中國全国人口下降50%，北方和四川占90%，造成的损失比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要大多了。
第五：对世界总体来说，蒙古人有利于欧洲的兴起和亚洲的落伍。
蒙古帝国的兴起，有人简单说起到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事实全然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世界地图，凡蒙古侵略过的土地，必然落后于蒙古人没有到过的地方。800年过去了依然如此，而这些地方在蒙古人到来之前，科技文化的文明程度远胜没遭蒙祸的西欧。
第六：“对中國来说，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
蒙古的入侵，彻底破坏了中國文化和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轨迹。把当时处在世界科技文化前列的中華文明唐宋文明摧毁殆尽。
不想说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科技、文化、和富裕的中心。被蒙古噬略之后，中國整体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出头之日。
因为暴政，蒙古在中國的统治只维持了89年。1368年朱元璋的一声“驱逐鞑虏，恢复中華”将蒙古人赶回了老家。蒙元并未象中國以前倒台的朝代一样消失，而是退回草原与明帝国并立，并多次对明帝国用兵。
以上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國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我注意到，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类似的描述在中國大陆通俗历史读物中消失了。代之以蒙元促进历史进步的谎言。在八十年代后，这些谎言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同的声音被打击成为 “汉族孤立主义”和 “大汉族主义” 。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國史-辽金夏元》一书中，作者也引用了相似的数据、即中國人口从宋、金时代的1.2亿,下降到不到5800万。而且指出，这个数字在元代一直没有增长，保持到明代初期以后，才人口才开始增长，到明末才恢复到宋代水平。
中國蒙元史家扭曲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危害
这些主流中國史家扭曲历史的作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危害。他们把屠殺和种族灭绝的行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混为一谈，混淆中國人民道德、是非观念，使民众丧失华夏文明中德恻隐、仁爱之心，对自己的死难同胞不痛心、不同情，对无辜被杀害的人民麻木不仁。他们诱使民众不尊敬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对中國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不知道这是支持中华文明发展的支柱，而是追求模仿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以为靠相互暴力掠夺同胞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成为英雄。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國人民不知道国家统一、民族融合需要相互关心、爱护，误以为战争和压迫才是国家统一的法宝，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就凝聚力迅速丧失。把中國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心理状态。 当这些蒙元专家，把蒙元政权的种族灭绝行为吹捧为所谓的促进民族融化时，隐瞒了这种所谓的融合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一个事实。让人造成的错觉是屠殺有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蔑视感、和对自己祖先杀人、抢劫的优越感。当下一次中國再有外来民族侵入时，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毒瘤必将恶性扩散，一定会有人(尤其是非汉族)在勾结外来民族屠殺、欺压中國民众时，不但没有羞耻感，反而为这是在促进新的民族融合引以自豪。这是在为侵害中國人民利益甚至屠殺中國人民的汉奸做心理培训。
这些蒙元史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现在还被某些民族别有用心的精英充分利用。他们吹捧的蒙古帝国的业绩，本来就是分裂中國、损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动力。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蒙王公德王勾结日寇进攻中國军队、成立伪政府的时候，就是用所谓成吉思汗种族灭绝的“光辉业绩”来鼓励其族青年建立成吉思汗帝国，脱离并再次欺压中國。外蒙贵族在清末民初勾结俄国分裂中國领土时，也用所谓成吉思汗业绩来迷惑其民众，造成了十多万非汉族在外蒙被种族清洗。所谓成吉思汗的光辉业绩，是把民族间的利益完全分开，把某些民族的利益建立在其它民族痛苦上的邪恶行为。蒙元史专家吹捧这些行为，实际上是鼓励这些民族继续侵害其它民族利益。在内蒙的某些蒙古族精英，现在就发出所谓的“蒙古是主、汉人是客”，为内蒙驱逐汉、回、满等各族人民的种族清洗做准备。这些分裂分子(大多数都是黄金家族的成员)表面上维护国家统一，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所有中國人民都崇拜成吉思汗。一方面暗中培养本民族蔑视其它民族生存权力。他们就充分利用中國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作为武器，把自己恢复黄金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巧妙地混入蒙元专家扭曲的历史中。甚至用国家的资金来为黄金家族写家谱，为以后趁火打劫做准备。他们以蒙元史专家的结论做大棒，气势汹汹地把一切不符合他们黄金家族利益的史观，说成是大汉族主义，动辄加以严厉地打击。可以预料，蒙元专家扭曲历史的做法给中國再次发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國主流蒙元史专家使得广大民众误以为蒙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國历史上普通的改朝换代，而不知道野蛮战胜了文明，游牧民族的疯狂屠殺掠夺摧毁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他们利用民众对历史知识普遍缺乏，掩盖了蒙元政权成至少五千万中國人丧生的事实把屠殺和种族灭绝被粉饰成了民族融合和进步，使民众认识不到蒙元统治者凶残的本质，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改朝换代。使得人民无从了解为什么从蒙元以后中國文明发展陷于停顿，完全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机会，丢弃了中國古人在文明发展中无数此探索的经验教训，让今天的中國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象没有任何文化根底的国家一样从新摸索，再次去体验古人早已知道避免的教训，让我们的后代尝受没有先人经验的痛苦。
蒙元学家这样扭曲历史，让广大中國人民迷失了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使广大民众误以为屠殺和种族灭绝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让他们蔑视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文明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建立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多学科小的发明创造、积累成综合的大发明创造。这种积累需要前人的努力能够被后人继承，使得后人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这需要一个秩序的社会和保障社会能够分工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的人文环境。中國古代正是有了儒家思想才帮助建造了这样一个人文环境。而中國蒙元史专家扭曲历史，把蒙古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和一般历史上的战乱混为一谈，隐瞒了蒙元统治后中國的人文环境的被严重破坏，成为中國发展缓慢停滞的根本原因。这样中國人民完全失去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不知道文明飞速发展需要象儒家文明中的瘾侧、同情，作为社会和睦的必要条件。让民众误以为欺软怕硬、弱肉强食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把蒙元摧残中國文化的危害发扬光大，造成社会内斗、内耗不止，造成现代中國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差的之一。造成中國人民习惯于蔑视同胞的利益，难以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误导中國青年以为只要有所谓成吉思汗式的“雄心壮志”“自信”“果断”，敢於杀人，就可以当世界的主宰。这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在以科技为基础的武器发展越来越决定战争胜负的今天，这种思潮将对中國前途产生极大的危害。
为什么中國的主流蒙元史专家采取这种危害中國的做法。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是有意为之，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者奉命行事。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自己的专业道德和危害丝毫没有责任感。韩儒林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说，他在解放后被迫改变了原来研究蒙元史的方法，采用了“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看问题。本人目前没有发现馬克思的任何着作支持这种篡改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扭曲、篡改历史如何符合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恰恰相反，马克本人曾经鲜明而确切的谴责过蒙古帝国的暴行[注27]。这些自称是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歌颂蒙古帝国的专家，的确引用馬克思主义所谓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可是蒙古帝国促进生产力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制造这种谎言并非是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馬克思主义历史观”，无非是一个可以打人的武器和借口，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一律打击成为“反馬克思主义者” ，这在中國政治上不宽松的年代，是可以把对手至於死地的借口。
那么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或者说那些人迫使这些历史专家放弃自己的职业道德去扭曲历史？以本人局外人的身份，无法调查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压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那些成吉思汗种族灭绝受益者的后代。对成吉思汗罪行的吹捧，有利于他们对本民族普通民众的控制，增加分裂倾向，而分裂倾向也有利於他们欺骗政府崇拜成吉思汗可以防止国家分裂。当内蒙地区有分裂的危险时，他们可以扮演一个维护中國统一的角色而占据重要领导位置。同时更有权力和机会利用国家资源向其民族灌输蔑视其它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黄金家族精英虽然表面上说赞扬成吉思汗是为了国家统一，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把蒙古族和中國其它民族分开。他们在说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甚至和台獨、外蒙相勾结，准备进一步篡改历史，把匈奴说成是蒙古祖先，把内蒙说成是自古以来蒙古族的固有领土，为驱赶其它非蒙民族的种族清洗做舆论准备。这在最近某个蒙古精英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充分的表现。具体内容超出了本文议论范围。本文所论述的，是蒙元专家如何扭曲历史，和它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危害。考虑如何阻止和减轻这种危害，是每一个热爱中國人民的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宋濂
汉殇
乙迷：汉殇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國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國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國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本朝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國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点。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國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國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莆田话，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方言）。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是本朝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朝鲜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國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國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不过，鉴于本朝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國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國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國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國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八旗口音。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蒙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蒙说的汉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在长城以北，是传统意义上的胡人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國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國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國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國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國语音的正统。隋朝统一中國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國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六朝时期中國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國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國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國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國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國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后人将利玛窦、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和1902年K.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二者基本相同。因此明代的北京话确切地说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國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國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八旗音）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八旗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平仄对不上，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附记：
1、Mandarin很多人（包括我以前）误以为是“满洲语”或“满大人”的音译。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可能源于葡萄牙语mandarim或荷兰语mandar?n，直译为汉语就是“官话”，即官场说的话。Mandarim或mandar?n在明朝中西交流时就已出现，因此和满人没什么关系。
2、南京话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已基本消亡。
第二节、汉服的伤逝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國人，但中國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國5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衣冠对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衣冠在中國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中國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可见衣冠在中國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衣冠在中國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國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國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会议散场，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我母亲听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國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國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庭。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脸。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中國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屠殺。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不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满清入关时明朝已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支撑多长时间，很快土崩瓦解。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个中國。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汉化。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江南使得中國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开始鎮壓，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鎮壓，城破后对乡兵进行残酷屠殺；是为嘉定第二屠。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鎮壓。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殺，嘉定成为人家地狱，死亡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奸淫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因此，从远古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辫子，俗称“半拉儿瓢”。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发等同变相的阉割。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瓜皮帽。这也是明朝的瓜皮帽为何到满清才大行其道的原因。上顶瓜皮帽，下穿长袍马褂，脑后拖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國人的标准像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國人永远做奴隶吗？
中國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洗脑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来。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國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汉服的行云流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
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第三节、从华夏到饕餮
中國历史有不同的算法，假如仅仅指国家，那么上迄传说中的夏朝，下至民国和中共；假如指中华历史或者华夏文明的历史，那么上迄炎黄，下至1645年（顺治二年）“剃发易服”就结束了。现在的汉族是汉朝以后的称谓，从黄帝到汉朝，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原意赤色，周尚赤，行周礼的地方叫作华，后衍生指华服即汉服；夏的意思是雅、正、大，主要指礼仪之大。清以后的中國一无汉服二无礼仪，哪里还配称华夏？现在东亚一块，有点像华夏的倒是日本，既有源自汉服的和服，穿洋装也比较考究，还有鞠躬、正坐、茶道等一大堆礼仪，而且日本是全世界公认最清洁守秩序的民族。日本从中國贩去的那么些行头现在充老大了，在海外只听说看不起中國人，没听说看不起日本人的。中國这个东亚的文明之源，被满清两个半世纪的奴役彻底整残整废，连祖宗都不认识。现在最开心的莫过日本，终于有机会翻身做人，把改头换面的华夏文明说成日本文化向全世界包括中國推销。中國人傻子似的还在那哈日哈韩，殊不知哈的都是自己祖宗的东西。
近期网上看到的两件事情让我惊诧不已。首先是一篇报道，说国内部分年轻人重穿汉服练习礼仪，并配发一张某女孩身着汉服的照片。这绝对是让人振奋的消息，可接下去网友的评论却让我大跌眼镜。有的说：“这哪里是汉服，明明是翻版的和服嘛！”还有的说：“唐装旗袍已经是中华传统，标新立异搞什么汉服？”众所周知，和服是汉服的翻版，现代中國人怎么会把版权毫不吝啬地让给日本人，说汉服是抄袭和服的？把满人的马褂叫做唐装更是一件荒唐事，唐朝虽然“胡风大渐”，那也仅仅是在汉统的基础上文化多元而已，今天的中國人为什么要用所谓的“唐装”去羞辱大唐的祖先？马褂旗袍是汉人被奴役最恰如其缝的象征，何时成为中华传统？中华传统就是当奴隶？汉人穿汉服天经地义，为何在今人的眼中会变成标新立异？
另一件事是一则新闻，说今年年度电脑新创意大赛的前三名得主都是华裔，大奖作品的构思深受中國元素的影响，并附获奖作品的照片。大奖作品是一副筷子形状的鼠标，显示器兼主机平放在台面上象一把古琴或古筝。出人意料的是，这款美奂美伦的作品引来众多网民的非议，焦点集中在那双筷子形状的鼠标上。有的说：“这哪里是中國元素，明明是日本元素！”有的说：“这双筷子一看就是夹日本饭团的，中國人才不用这样的东西。”我为此盯着那双筷子瞧了半天，也没看出它和我每天吃饭用的家什有多大差别，为什么说它是日本元素？日本的筷子不大都从中國进口的吗？难道因为那双筷子做得精美雅致就非说它是日本元素？中國元素就应该粗制滥造？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韩国人鸠占鹊巢老把中國的历史占为己有。中國人自己都不认自己的传统，韩国人还不紧巴巴地跑来捡吗？
网上有评论说：“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國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这句话说得虽然不够准确，意思却差不多。日本的和服很多人认为起源于唐朝服饰，事实上是来自三国时期的东吴，至今不少卖和服的商店依然写着“吴服屋”；最早传入日本的汉语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吴音。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痴迷于《三国》，魏蜀吴的吴就是日本最早接受的中國文化。韩国的韩服倒的确来自明朝服饰。日韩两国自古一直都在吸收中國文明，但历朝历代对两国现状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朝。日韩的国民象明人一样男尊女卑、秩序森严、精忠爱国、封闭而进取、血性刚烈、知耻善勇等等。当然，岛国的特性使他们还具有明人没有的偏狭和占有欲。日本和韩国从风俗礼仪到社会结构都极为相似，非说日本象大唐，实在扯得太远。
与日韩相比，现代的中國人确实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不过鞑靼和满人严格说来算两个概念，鞑靼是蒙古人的别称，清末把满人也包进去统称“鞑虏”。中國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已完全胡化，我们将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恃强凌弱，急功近利，漠视文明（知识产权），粗制滥造，糟踏环境，草菅人命等等恶习发挥到极致。现在的中國人哪里还有一点点“汉”的影子。看来我们再填履历表的时候民族一项应该写为“胡汉”。我们没有继承华夏文明的一零半点优秀品质，但至少可以不从称谓上再羞辱祖先。
如今中日韩三国对中國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日本的态度是继承继承再继承，韩国的态度是占有占有再占有，中國的态度则是抛弃抛弃再抛弃。孔子在中國被彻底打倒，至少官方对馬克思的尊敬要远远高过孔子，然而韩国人把孔子认祖归宗后，国人又忿忿不平起来，虽然没人真把孔子当回事。理学在中國是封建礼教的代名词，国人视之如过街老鼠，殊不知明朝的理学（阳明学）恰恰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石之一，几百年后日本甚至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武士道屠戮被满清改造成鸭子的中國人，历史就是如此的荒诞和残酷。我们坐拥全人类最丰富的文明史，却象美国黑人那样成为无根的民族。现在的中國人言必谈欧美，货必购日韩，没有自尊，没有文化，华人仿佛一个被抽掉脊梁骨的族类。
是的，华夏文明已经终结，至少在中國已经终结。那么现代中國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印象里东亚文化比较学专家金文学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最热闹的是老虎机房，韩国最热闹的是天主教堂，中國最热闹的是饭店。此言一语中的，现代中國文明的特点就是饮食文化。
地球上以美食著称的国家有两个：法兰西和中國。但美食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不一样。饮食仅仅是法兰西文化的一部分，法国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执欧洲文化之牛耳，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战争与和平》里俄罗斯贵族在社交场合说的都是法语。饮食于现代中國却几乎是文化的全部。亲人重逢，同学聚会第一件事都是吃；通长途电话父母最关心的总是：“吃得怎么样？”并一遍遍叮嘱：“什么都能省，吃不能省！”中國有全世界种类最多的保健品；中國人吃的东西包罗万象，“两条腿的爹娘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吃上瘾能把境内的野生动物吃得濒临绝种；我们的子弟兵可以没有钱训练，但不能没有钱请领导吃饭；我们的某些县（乡）政府打白条吃喝一年能欠数十万的债务；我从国内新来的同事会冲着美国人问：“Didyouhavelunch?”所里一个美国教授到中國讲学，归来后从此饭桌上看见中國人就来一句“ganbei（干杯）”，那是他在中國学到的仅有的几个单词之一；中國人贪吃贪到美国，北美的华人教会都知道靠免费餐来招揽教友。中國人在北美开业，从中餐馆、寿司店一直开到黎巴嫩餐厅，集世界饮食为一体。我们除了吃，还剩下什么？
描述现代的中國文化，最恰当的词莫过于饕餮。中國现在有一部分人自称老饕，老饕的境界就是爱吃、会吃、敢吃、吃得起。当中國人个个都变成饕餮之徒，整天想着口腹之欲，昔日的礼仪文明早已雨打飘零。如今的中國人是一个不知排队为何物，只知由着性子吸烟、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的蛮夷种族，与“华夏”二字谬以千里。也许我们应该象“胡汉”那样更名为“中食民族”或者“中饕民族”，这样的称呼比“中华”要贴切得多。
中國为什么会沦落至斯？还是来看历史吧。有人说现代中國人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民族，海峡两岸各将一根绳子套在对方的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牵在美国人的手中。怎么办？“读史能使人明智”！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谁用正确的方法研读它，谁就能获得这笔智慧，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到做人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用它来让我们再次变回奴隶。
我们该象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贤那样重温昔日的辉煌，找寻我们遗忘已久的文明和尊严。让该荣耀的归于荣耀，让该耻辱的永远耻辱！
第一章 宋——中國历史的分水岭
第一节 崖山之后，已无中國
公元1279年，中國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今广东江门市的崖门爆发了。
宋20万人，战船千艘；元2万人，战船50艘。
宋人数虽多，却只有当落水狗被穷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丢失全部陆地，宋的最后力量都囤积在崖门这个海湾里。宋太傅张世杰命部下用绳索将千余艘船一字形连成一线，等着元军进攻。“铁索连船”堪称中國历史上最失败的发明，水战讲究灵活机动，把船固定成“陆地”，变机动为被动，焉有不败之理？从三国到明，“铁索连船”几乎成为全军覆没的代名词，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然，张世杰比曹操到底还是长进一些，元军一上来就用火攻，无奈宋船皆涂泥，并有长木阻挡，火攻不奏效，于是元军封锁海湾。十余日后，宋军水尽粮绝，士兵汲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大量呕吐，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
二月六日，元军发动总攻，以布遮盖的船楼冒着矢雨驶向宋船，元兵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系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宋船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登上宋船的元军如履平地大开杀戒，宋军大败。
宋末代皇帝赵昺刚满八岁，他在船队的最中央见此情景吓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据传他对赵昺说了这样一句话：“皇上，德祐皇帝已受尽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国家就要灭亡，皇上还是以身殉国吧！”接着含泪将宋室玉玺栓在赵昺身上，背起赵昺跳海而死。
此时文天祥已经被俘，被元将张弘范押至崖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过零丁洋》为答复，张看后劝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战，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全过程。当他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悲痛欲绝，死志早定。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时间，这期间有各色人物对文劝降，甚至还收到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痛哭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那时候宋朝早亡，这么大面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國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时的中國人显然不懂什么叫“曲线救国”，“成王败寇”也没多少市场，投降的人虽然有所谓的荣华富贵，依然自觉耻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场，对狱卒说：“吾事毕矣。”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妻子前来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诗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崖山海战，赵昺的母亲杨太后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海战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出海面，杨太后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后，亦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在瓢泼暴雨中溺死于平章山下。
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亡三杰”。
宋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毙于海上的末日：“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综观宋三百年历史，真可谓窝囊到极点，但宋死得却轰轰烈烈，这一点是宋与清最大的区别。宋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朝姗姗来迟的血性和尊严。
那个陆秀夫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数第三任皇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德祐降元时只有五岁（三年前被谢太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知晓当年荣辱写诗怀古后，被元赐死。
宋是中國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被后世称作：“崖山之后，已无中國。”
第二节 跪着的中國人
“崖山之后，已无中國”这句话念起来有点不爽。元清不算中國也就罢了，凭什么明也不算中國？
其实算不算中國要看指标的。明虽然是华夏文明最后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点串味，以某些指标衡量，明确实不大像中國，至少不是汉唐意义上的中國。这些指标里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要谈跪，我们还是从跪的集大成者——满清说起吧。
1792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第一次派使团出访中國。英王乔治三世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委任他的表亲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乘坐当时日不落帝国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向中國进发，目的主要是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出访会演变为一场闹剧，缘由在于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
一靠上中國的码头，英国人就已发现中國人这个奇特的风俗：登上“狮子”号的大清领航员看到舱里挂着乾隆的画像，马上毕恭毕敬的跪地磕了几个头。当然，此时的马戛尔尼还没有把中國人的这一奇异癖好和自己联系起来。
东西方礼节的差异很快促发冲突：按中國的规矩，向英夷宣读圣旨的时候，英夷应该跪下领旨，并磕头高呼“谢主隆恩”；可直隶总督梁肯堂气愤地发现马戛尔尼仅仅脱掉帽子，笔挺的站在那就算领旨了，没一点教养。
英夷不懂磕头的奏折第一时间送到乾隆的手中，使乾隆意识到应该对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进行一些必要的礼仪教育。于是钦差大臣徵瑞得到旨意：要在不经意的谈话中教导英夷行三叩九拜之礼。当然这也是为英夷着想，朕八十大寿那天，有很多藩使要来磕头，英夷不磕，会被人耻笑的；英夷说他们的衣服太紧身，不便下跪，可以在觐见前先把腰带什么的脱掉，觐见完再穿上嘛。
带着圣意的徵瑞来到英国人的下榻处与马戛尔尼联络，谈着谈着忽然聊起中西服饰的优劣，说我们中國的长袍多好啊，宽宽大大想跪就跪，想磕头就磕头（原来国服长袍是为磕头设计的）；你们英国人的服装设计的就不太合理，磕头不方便嘛。不如你们觐见皇上时把腰带、吊袜带都去掉，这样磕起头来多爽啊。徵瑞越说越兴奋，最后一个劲地要教英国人磕头，也不管英国人的拒绝是多么坚定。就此，中英双方关于磕头的拉锯战正式揭开帷幕。
倒霉的徵瑞开始繁忙地奔波于乾隆和马戛尔尼之间。英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什么都能忍，磕头决不让步。于是乾隆愤怒起来：中國人见我要磕九个头，你们英夷是化外之人，朕慈悲为怀，将九个头缩减为一个头，你们还是不磕。你们究竟是来朝贡的，还是来闹事的？
很快，英国人从饭碗里感觉到“天威”的压力，大清供应的午饭只够使团四分之一的人食用，英国人以绝食抗议。至此，原本英国人想象中前景光明的破冰之旅，降格为一场伦敦剧院里天天都能看到的滑稽戏。什么贸易、外交、双边关系，统统抛到脑后，中英双方的焦点只有一个：磕头还是不磕。
最终，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行单膝下跪礼。可以想象，马戛尔尼当时遥望着乾隆的手背一定狠狠地咽了两口吐沫。按西方的规矩，觐见他国君主只需三鞠躬，马戛尔尼行跪礼已做出重大让步。但做戏要做全，见本国君主时，单膝下跪后接着是吻手礼，马戛尔尼却很遗憾地只做了一半。当然，乾隆此时的手放在椅把上一定也不自在，乾隆在会前的磋商中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吻手礼：朕乃龙体，哪里是英夷这样的小虾米想摸就能摸的。等等，他们不光要摸，还要吻，男人吻男人？果然蛮夷！
中英官方的第一次交会以这样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结束，双方都给彼此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乾隆的结论是：英夷乃蛮夷中的蛮夷。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马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洞悉老毛子对中國领土的野心。马认为：冒然对中國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
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马有很多预言，除甲午战争外，中國未来一两个世纪的动荡基本都在马的意料之中），沙俄鲸吞的约四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國领土大部分都被满清割让在鸦片战争之后，再加上苏联挑唆的外蒙獨立，中國因为苏俄共丢失领土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
言归正传，继续谈磕头的问题。1816年8月28日，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傲慢无理，使嘉庆皇帝和下面的奴才们都憋了一口气：这次一定要让英夷接受教化三叩九拜。于是英国的使团午夜刚到北京，气还没喘一下，就被宣召进宫。在殿外等候的时候，满清的官员们开始逼迫特使阿美士德磕头，说服教育无效便开始动手，双方在大殿外推搡起来，好不热闹。
等到嘉庆皇帝不辞辛劳，凌晨坐上龙椅，宣英夷觐见时，大殿上空空如也，阿美士德已愤然离去。嘉庆原本意欲一雪皇阿玛耻辱的愉悦心情一落千丈：英夷居然给脸不要脸，立马给朕驱逐出境。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國人玩磕头的游戏。想来英国人也算仁至义尽，两次千里迢迢跑来中國修好，都因为磕头而灰溜溜地离去。英国人很快发现，鸦片和炮弹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无法向中國的皇帝下跪，那就让中國人向咱们下跪吧。
澹台卓尔在他的大作《历史的底气——中國制造的万国来朝》中详细叙述了上面一段历史，并有这样的总结：“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
我摘录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最早，而是因为它最著名，并诱发欧洲列强瓜分中國的狂潮。马戛尔尼从中國归来后，英国报纸有如下评论：“这就是中國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这个“昔日”指的是明，“今天”指的是清。英国使团两次国事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将一百多年前大明在西方世界树立起来的崇高形象粉碎殆尽，中國从一个原本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国度沦落为满清式卑贱蛮夷的一堆豆腐渣，中國历史任人宰割的一页就此翻开。
写到这里，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清跪，明难道不跪？为什么西方人的眼里，明在云端，清就成大垃圾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明跪，但没有清跪得那么凶，至少没在大殿上跪死过人。第二、让人跪，是要凭实力的。在中國历朝军力排行榜中，明排正数第一，清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宋）。明之所以名列榜首，因为他是中國历史上唯一将强悍军力保持到终结的王朝。明的军力长盛不衰堪称奇迹，甚至在崇帧上吊时，明军依然坚守长城防线，若非拜李自成所赐，八旗再打一百年也未必打得进山海关。明帝国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在亡国后由余部郑成功硬生生从荷兰人那儿虎口拔牙抢下台湾。中國的官方教育一贯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要知道，台湾在郑氏之前从来不是中國领土，“收”啥个“复”？明军居然能在朝廷灭亡后还为中國添出这么大个岛来，此等壮举估计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客观地说，明初的国力与汉唐极盛时相仿，明朝中后期的国力比汉唐衰落时就高出太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的西方列强（在明帝国看来也就是开胃小菜，不够填肚子的）纷至沓来皆在明朝中后叶，如果明朝后期象汉唐后半程那样国家陷入政权迭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绝不可能给国际友人（或国际强盗）留下什么好印象的。
下面来看看和马戛尔尼相似又迥异的另一段故事吧。
1517年（大明正德12年）9月，中國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欧洲客人兼海盗佛朗机（葡萄牙）人的舰队驶抵广州码头。这支舰队受葡萄牙驻满刺加（马六甲）总督派遣，搭载着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特使托梅?皮雷斯来大明建立外交关系并欲图设立商站。所谓商站说白了就是殖民地。当时葡萄牙的称呼“佛朗机”应该是“法兰西”的音译，因为法国在欧洲过牛，南亚东南亚的商人称呼欧洲人都叫佛朗机人，于是佛朗机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到达中國的葡萄牙人的国号。
满刺加是大明的藩属国，而佛朗机与大明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上岸的皮雷斯脑筋急转弯自称是满刺加国王的使臣，来大明朝贡。但见多识广的大明官员很快看出问题：皮雷斯的高鼻深眉和羊骚味与印象中的满刺加人完全对不上号，并且皮雷斯不懂基本的天朝礼仪。再三盘问下，皮雷斯无奈承认自己是佛朗机人，并自吹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可又拿不出国书。总之，对广州官员而言这是个惹麻烦的主。
不过，鉴于皮雷斯朝贡的意愿极为坚定，广州官员还是按对待藩使的规矩来对待皮雷斯，第一件就是外国贡使必须“习礼三日”。所谓习礼就是教你怎么跪和磕头，这时候，皮雷斯和他的后辈马戛尔尼的差别出来了。与马戛尔尼眼中破败的满清完全不同的是，皮雷斯一踏上大明的国土，就像其他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后的感受一样，被大明远胜欧洲的繁华强盛所震惊，因此虽然极不情愿地第一天学会跪左腿，第二天学会跪右腿，第三天学会磕头，但还是跪下磕头了。不过皮雷斯虽然学会了磕头，等来的却是劝归，原因在于他没有大明颁发的朝贡的表文，有假冒朝贡之嫌。当然，主要是大明对佛朗机不感冒，懒得搭理。不过皮雷斯倒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赖在广州上下打点疏通关系，就这么七搞八弄还真让他搞到觐见正德皇帝的机会。
就在皮雷斯徜徉于大明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葡的时候，接连的厄运向他袭来。首先，1511年满刺加被葡萄牙人灭国时满刺加国王派出向大明求援的使者历经十年终于赶到北京，葡萄牙人殖民者的嘴脸败露，皮雷斯被驱逐出北京。然后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护送他来的葡萄牙官兵早已操起本行在东莞屯门修建堡垒，并以之为据点对附近海域的居民和商船烧杀抢掠，还附带上殖民者最令人诅咒的劣根性——贩卖人口，搞得人神共愤。于是，皮雷斯刚回到广州就被抓进监狱。这样，皮兄一口气创下数个中國纪录：他是第一个到中國来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个学会跪礼磕头，还被抓进中國监狱，并最终死在中國监狱的西方外交官（有没有第二个？）。
对于皮雷斯的战友们，我只能借用老美形容韩战的话来向他们表示惋惜：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干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首先，中國不是非洲，不是印度，也不是东南亚；其次，他们早生了几百年。如果在开豆腐店的满清，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会让他们拿到屯门甚至东莞的治理权并获得大量赔款；然而十分令人遗憾，他们的对手是明，明不是卖豆腐的，谁来闹切块豆腐给你，明是开铁匠铺的，谁来撒野给你一锤子。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1521年，中西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在屯门爆发，大明水师先挫后扬，继而团团包围屯门岛，差点将葡萄牙人饿死。最后，葡萄牙人借着一场救命的暴风雨（或台风），三艘船突围逃脱，其余被歼。
屯门海战大明第一次接触到西洋火器，这时候，华夏（明）和蛮夷（清）的差别就突显无误，明军非常识货，马上组织神机营武器专家对其进行改造生产大量装备。明朝之所以长盛不衰，与他们接受新事物步步紧追世界火器的发展前沿密切相关。我说日韩像明，这点也在其中，看到好东西不管谁的马上拿过来翻版制造。
第二年，又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奉葡王之命，卷水重来，他们驾五艘军舰，兵员一千多人，扬帆直逼珠江口，欲图在广东新化西草湾重新建立根据地。只是葡萄牙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他们面对的是MadeinChina的佛朗机铳。原本势均力敌的海战变成一边倒的歼灭战，葡萄牙战船两艘被俘，三艘逃掉，四十二人被活捉，这里面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大明对洋鬼子可没今天那么客气，嘉靖一道旨令，四十二个人头齐刷刷割下来，挂在广州城门上以儆效尤。
这两场海战把葡萄牙人彻底打蒙了，赶紧巴巴地再派人来向大明示好，没想到大明认为佛朗机乃“贼虏之桀”，根本不予理睬。葡萄牙人老羞成怒，开始煽风点火，成为嘉靖大规模“倭患”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国人对“倭寇”总有点轻视：不就几个日本武士嘛，吹那么大至于嘛。其实“倭寇”一点都不简单，那是众多以日本人、中國人为主体的国际海盗集团，里面夹杂着相当数量的西方殖民者。日本人主要是烧杀抢劫，葡萄牙人不但劫货，还大量俘虏平民到海上贩卖，属真正的罪大恶极。明朝抗倭不时能缴获佛朗机战船，甚至还有非洲黑奴。走马溪海战明军除生擒“佛郎国王（海盗头子）三名”外，还赫赫记载着俘虏“黑番鬼”等人共四十六名。
葡萄牙是欧洲的第一个暴发户，西班牙与荷兰紧随其后，征服完大半个世界野心爆棚想来殖民中國，到了中國才发现这块最肥的肉啃起来更像骨头，而且是那种敲都敲不碎的筒子骨。大明本着见神杀神、遇魔灭魔的精神，不管你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大门牙大龅牙一律打脱让你咽回去，就这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直到郑成功的神来之笔，把荷兰人赶走夺下台湾。
现代人都以为中國的海患始于清，其实大明的海防形势远比满清严峻得多，可大明水师在对抗西方列强上连战连捷，游刃有余，此等独孤求败式的骄人战绩居然被今天的中國人集体失忆，怪哉！我们的精英分子们有空花浓墨重笔在《大国崛起》中描绘明帝国的手下败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什么不去写写明？写明为什么强盛，清为什么衰败？没人敢写，要犯错误的。
扯那么远，你一定会疑问：这和跪有什么关系？我明白地告诉你：有关系。明时的中國人已经跪下，但那是向自己人下跪。明只有洋人向中國人跪，没有中國人向洋人下跪的。那么清呢？
我们再回到满清这个大垃圾场听听苍蝇的嗡嗡作响吧。
1676年1月，斯帕法里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到达中國境内的嫩江，满清官员赶着130辆牛车，60匹骏马和多得数不清的物资前来迎接，如此丰盛的礼物让斯帕法里瞠目结舌。要知道，清俄当时是事实上的交战国，俄罗斯远征军早已完成吃掉50多个中國边民的壮举，正一步步蚕食满清在西伯利亚的领土，屠殺当地的老百姓，残酷鎮壓鄂嫩河、乌德河流域的蒙古人反抗。斯帕法里此行就是要让满清承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可以想象，斯氏到达中國前生死未卜的心情。
现在，悬在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中國人向来讲究宾至如归，满清则更上一层，做到“敌至如归”。“爱你们的敌人”这一西方人看来畏如登天的信条，对满清以后的中國人简直就是无师自通。从康熙开始，满化的中國人已为世界基督徒们做出榜样：什么叫“爱你们的敌人”，怎么去爱。
满清官员看到俄罗斯使团首先要求对方出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确认身份。斯帕法里拿出来后，第二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在场中國人一律跪倒在地对着他（确切地说是对着他手上的信）进行三叩九拜，磕头对斯氏带来的震撼远胜那些眼花缭乱的礼物，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书中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
俄罗斯人原本就是豺狼的同类，一试探发现满人属猪，气焰顿时嚣张起来：既然满鞑象奴隶，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好了。礼部侍郎马喇要求斯帕法里前去拜会，斯氏断然拒绝：“作为沙皇陛下的使节，我只能被迎接，而不该去迎接任何人。”并提出具体要求：在野外搭个帐篷，我先进去，马喇跟着才能进去，帐篷由俄国人把守，没有我们的同意，任何清人不得入内。好嘛，一进清国，就支个帐篷当租界，马喇对这样离谱的要求居然全盘接受。
有这样的开局，后面的事情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俄国人到达北京后，康熙命令每三日宴请使团一次，每日需用不得怠慢，这一来，俄国人吃香的，喝辣的，简直像被贡起来一样。接下来自然是有关礼仪的纠纷。接待官员苦苦哀求斯帕法里觐见康熙时三叩九拜，某官员甚至跪地恳求，希望斯氏看在他们卖力奉迎俄国人的份上，跪上一把，好让他们不受斥责。
这里补充一点，康熙之前，沙俄已数次遣使前往满清（或后金），每次都因拒绝磕头而吃闭门羹。斯帕法里与他的前任们不同，斯氏并非贵族，甚至并非俄罗斯人（是罗马尼亚人），而仅仅是受雇于俄外交部的一名翻译，因此斯氏对礼节并没有他的前任看得那么重，而对完成任务看得较重。个人推测，他出发前就已做好礼节上让步的准备，不过由满清的奴才们求着他让步，感觉好不说，还能狮子大开口提个天价，何乐而不为？
斯氏折磨了满清奴才整整三个月，卖足了关子才最终同意叩拜，但要求清国有更隆重的仪仗。觐见那天，斯帕法里大摇大摆地走进殿内，斜对着康熙的御座双膝跪下，象征性地低了低头，也不等喊平升，就立马站起来。上贡的时候，满清官员发现，沙俄的贡品堪称垃圾，乱七八糟的貂皮和狐狸皮，还有一些日常的玻璃器皿；康熙却欣然接受，还夸礼物隆重。等到康熙回赠时，斯帕法里又一次瞠目结舌：金银首饰，翡翠玉件，丝绸裘皮，甚至还有康熙自己穿过的一件火红狐狸皮以示亲善。而康熙赠给沙皇的礼物更让斯氏惊掉下巴：“一件钢玉雕刻，一把缀满钻石和宝石的金如意，一对象牙制品，和若干用金盒子装的龙涎香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抵过俄国的所有贡品。”斯氏居然要用十来个大漆皮箱才能把清廷的礼物全部装下。
此后的日子，斯帕法里爽到消受不起，康熙宴请使团十四次，其他官员的宴请不下百次，俄国人再壮也顶不住这么吃，最后不得以把官员们的宴请全部推掉。不过俄国人提出的要求却让康熙笑不出来，沙俄要吞并整个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并且拒绝遣返满清索要的叛徒成特木尔。康熙很生气，后果很轻微。最终谈判破裂，斯帕法里满载着十几个大箱子的礼物回到俄罗斯，完成他成功出使中國的壮举。俄罗斯以十倍的价格将中國带回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狠赚了一笔，彼得大帝甚至向英国大使炫耀康熙的赠品，让英国人羡慕得直流口水。
斯帕法里在他轰动俄国的中國札记中总结道：“难道这就是那个在古代传说中，强大得不可思议的东方帝国吗？他现在是那样地软弱和卑贱。”并在对沙皇的报告中写道：“这个国家不具备攻打俄国的能力，大汗的政府是一群奴才组成的，他的国民羸弱不堪，军队的武器也很一般，我们的一个士兵可以对付他四个，而且我们的大炮可以击溃他们的骑兵…..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注意，斯氏称呼康熙为“大汉”和“鞑靼皇帝”，相比现代中國人对康熙的肉麻吹捧，这样的描述要精确得多。
俄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中國，那个能把他们打得屁股开花的华夏帝国早已随着崇帧吊死在景山上。从俄国人第一眼看到满清的那刻，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虽然那时候的沙俄还没有经历彼得一世的改革，在欧洲屎都排不上，被瑞典、波兰、土耳其轮着骑，但在光顾着奴役汉人的满清政府面前，已经足够作威作福。
斯氏之后，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如俄国人所想得那样弱不禁风，发动了丢死人的雅克萨战役：清军包围雅克萨城近一年也没把它攻下，最后在沙皇的要求下撤围，让沙俄残军退守尼布楚。这种羞于见人的糗事居然被今天视为反抗侵略的经典战役；而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更是荒唐到开创中國历史上（亦可能人类历史上）盛世割地的先河，确认沙俄在西伯利亚侵占的土地，使俄罗斯正式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并进而演化为全人类的威胁。
有斯帕法里在满清当大爷的先例，此后的事情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尼布楚条约》之后，荷兰商人义杰斯率俄罗斯使团出访清国，应义杰斯的要求，清廷在他跪拜康熙时，鸣枪庆贺以示补偿。最离谱的是，义杰斯把俄罗斯带来的烂货全部赊给中國商人，自己懒得要钱却嘱咐清廷帮其收账，哪个官员收不到帐，马上跑到康熙那儿去告状。沙俄使团的其他商人虽然没本事让清廷帮他们收账，但也狐假虎威在市场上强买强卖，动不动打骂中國商人，还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们是你们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最后发展到酒后强吻良家女子，偌大个北京城无人敢管。
义杰斯二十多年之后，沙俄派伊兹玛依洛夫使团访华。觐见康熙时，俄国人依照前辈们的样子，半跪半蹲地做个样子马上起身，大臣周颐清让他们重跪，伊兹玛依洛夫当着康熙的面骂了周颐清一句（用俄语），大殿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然而康熙挥挥手说算了，俄使不懂礼数，不必相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纠缠在国人心头阴魂不散的问题：什么时候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开始高人一等？答案很简单：康熙。原因就是俄罗斯商人那句牛气冲天的话：“我们是大汗的朋友，你们是大汗的奴才，敢跟我们作对？！”中國人见到康熙要三叩九拜，洋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中國人只能做康熙的奴隶，洋人却可以做康熙的朋友，换句话说，洋人与康熙是同档次的，反洋人等同反皇帝。国人见到洋人时，头还抬得起来吗？
谈洋人谈得差不多了，最后言归正题，来份大餐，看看中國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使臣托时的磕头表演秀。
1730年，雍正委派礼部侍郎托时执节西行，赴俄罗斯恭祝新皇登基（原为庆贺彼得二世，等到俄国，才知道这哥么已经归西，遂变成庆贺安娜女皇登基），临行前雍正向托时提出很“礼貌”的要求：以前俄国使节到中國都非常傲慢，不肯三叩九拜，你们这次到俄罗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一切礼仪造中國的办，见到沙皇如同见朕，要行大礼，让俄罗斯人看看，我们天朝的官员是怎样的知书达理。
有这样的圣旨，托时憋足了劲准备到俄罗斯大秀一把。1731年1月14日（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托时行抵莫斯科，一见到安娜，奉上国书后，马上领着使团成员集体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女皇和群臣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仗势，惊得不知所措。当俄国外交委员会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依然跪着不肯起来，这时候女皇实在看不下去，打断巴什罗夫的宣读，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没想到托时骄傲地拒绝：这是我们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强迫我们。于是女皇只好看着他们跪到国书宣读结束。当托时们跪完站起来的时候，个个红光满面，象为国争光了一样。
觐见结束后，侍从将军要带领满清使臣下去，没想到托时等人又统统下跪行三叩九拜之礼，把这个将军吓了一跳，忙通过翻译告诉使团“可以了可以了”，但托时哪里肯听，最终礼毕在过把瘾的爽快心情中昂然而去。满清使臣一走，全场哄然大笑，女皇身边的小丑们纷纷学着中國人的样给女皇磕头，把场上的王公大臣们逗得乐不可支，女皇花枝乱颤地说：“这比打胜瑞典还要令人快活。”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再次觐见时，女皇看到托时等人三叩九拜不再惊讶，而是象看演出那样鼓起掌来，这下托时更来劲了，磕得满头大汗。女皇为了奖赏托时的卖力表演，赐酒给他喝，托时受宠若惊，忙跪下领酒，喝完后又磕了几个响头。
满清的使团回国后，俄国宫廷排演了一台滑稽戏《好磕头的中國钦差》。满清当时并非沙俄的藩属国，可满清官员表现出来的却是连到沙俄觐见的藩使都望尘莫及的奴颜卑膝。托时此行除恭祝安娜女皇登基外，还有一项议题，就是要沙俄在满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中保持中立。问题是，有这样好磕头的使臣，沙俄要是还答应满清的请求，那不是一种耻辱吗？俄庭不承认准噶尔是叛乱，以准噶尔不隶属任何国家为由，没有给托时任何答复。
看完上面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國人是否天生命贱，见了人就想磕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元朝以前中國君臣之间主要是揖礼，跪拜仅用于谢恩。见到上级要下跪是蒙古人带进来的。
我们将视线再转回1283年1月8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蒙元大殿上那一名垂千古的时刻。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甚至许以丞相职位，允诺文代其管理中國。
文天祥不为所动，长揖不跪。
三年前元丞相孛罗提审文天祥的时候，文昂然屹立对孛罗行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手下逼文天祥下跪，文坐在地上竭力挣扎，就是不跪。文说：“南揖北跪”，我是宋人，当然要行宋礼作揖，怎么能行你们胡人的跪礼？
三年后，文天祥站在忽必烈的面前，依然只揖不跪。忽必烈爱才心切，甚至没有迫文天祥下跪。
那时候，宋已亡国四年，所有汉人都在蒙古人的淫威下跪以偷生，关在监狱里的文天祥是一个例外。
他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中國人。
第三节、华夏的礼仪
中國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场笑话。我们从小被告知，中华乃礼仪之邦，可现实上的中國人在公共场合缺乏最基本的教养，而且仅有的那点礼仪都来自西洋，老师也不知道哪些是华夏的礼仪。西洋礼仪属接触性，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亲密，从握手、拥抱到亲吻层层递进；东方礼仪属非接触性，如作揖和万福，目的是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因此中國人学习西方礼仪学来学去也只会握手，拥抱kiss那是会起鸡皮疙瘩的。自己的礼仪没有了，西方的礼仪又学不来，于是中國人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呆板木呐。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华夏文明就被定以“礼乐文明”的基调而卓显于世，礼仪这个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曾无数次让外邦之人自惭形秽，如今一切成梦，华夏的礼仪随着华夏文明的陨落而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这里缅怀祖先的优雅高贵，回味那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感。
一、都是正坐惹的祸
椅子是否舶来之物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中國出现得很晚，五代时才流行起来，至宋最终进入千家万户。五代之前中國人都是席地而坐（坐在席子上，不是直接坐在地上），那时候的坐姿至今依然保留在日本的榻榻米居室中，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跪坐”，其实跪和坐在古代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仪态，双膝并拢着地，臀部贴着脚后跟是“坐”，臀部离开脚后跟“引身而起”谓之“跪”，因此“跪坐”是一种极不规范的说法，但怎么将那时的坐和现在的倚坐区分开来呢？姑且采用日本人的称谓“正坐”吧。
毫不夸张地说，正坐是中國人在礼仪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们祖先的这种坐姿，形神内敛庄重，坐着抚琴弄墨，优雅恬静，执剑而坐，则如爆发前的蛰伏，透出萧萧肃杀之气，是所谓“暴力美学”的极致。正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极能锻炼身体，东方哲学素来讲究以静制动，正坐就是这种思想最完美的体现，与蹲马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曾试着正坐看一部影碟，结果脚酸腿麻，中途放弃。因此正坐无论对人的精气神，还是筋骨都有上佳的修炼作用。国人五代前虽然喜静，却阳刚霸气，与正坐有极大的关系。五代之后，国人依然好静恶动，却因为失去正坐这个日常修行的方式，而日趋萎软散漫。
我们的先人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坐姿？这是“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思想的具体外现。中國哲学的特点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和尊敬，正坐体位较低，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与高高在上的倚坐完全不同；人身上最不雅的地方是臀部，最脏的地方是足底，正坐臀部与足底相接，而以腿和足背着地，表示对大地的谦恭。因此在上古时代，正坐直接联系到一个人的修养，坐不好是要挨骂的。
孔子的老朋友原壤踞坐等待孔子。踞坐就是臀部着地，两足向前张开，两膝弓起，其形如箕，名为箕踞，是最不敬的坐姿。孔子看见，勃然大怒，骂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至阴至毒之话：“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意思是：你小时候不敬重兄长，长大了毫无建树，老了还不死，真是害人啊！边说着，还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当然，鉴于这两人的至交关系，也可能都在闹着玩。不过，一个侧面也说明坐姿的重要，否则，开不出性质如此恶劣的玩笑。
还有一个例子是被老毛封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赵佗。秦将赵佗随主帅任嚣打下岭南后，成立南越国。赵佗会见汉高祖使臣陆贾时，箕踞而坐，被陆贾当面指出，很不好意思，改为正坐后，自嘲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可见坐不好确实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可惜从宋朝开始，正坐就被国人遗忘。时至今日介绍正坐的文章中，大都强调这是一种日本文化，极少提及正坐其实来自中國。维基百科上甚至没有“正坐”的中文词条，而在日德英法西各语言中均有对“正坐”详细的解释。愧对祖先啊！
鉴于日本是目前唯一保持正坐的国家，有必要在这里对我们这位蹊跷的邻居废一点笔墨。遣唐使将正坐带回日本，但日本那时候和朝鲜一样是盘腿坐，正坐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十二世纪（一说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國的正坐已完全被倚坐所替代，日本却开始推广正坐，而不是引进椅子。此消彼长，中國日趋重文轻武之时，日本却越来越具侵略性，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正坐惹的祸。
日本原属荒蛮之地，正坐使日本人变得典雅庄重内涵起来，使日本开始显得有文化。世人大都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菊花与刀”这样既唯美又残酷的双重性格，其实这样的性格完全拜正坐所赐。“菊花”是正坐姿态的优雅，“刀”则是正坐一触即发的气势，日本的茶道、合气道（武技的一种）、居合道（剑术的一种）、舞踊等等都是建立在正坐的基础上。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正坐，就没有所谓的日本文化。
正坐对好静的中國人是一种锻炼，对原本就躁动的日本人则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正坐为日本注入雅致，理性和纪律，将日本人的盲动调整为万众一心的力量。我们的先祖肯定无法想象，他们发明的正坐却因为在数千年后传入一个蛮荒的岛国而为他们的子孙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耻辱。
如今日本的正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日本古怪的民族特性也在一点点消退，也许是我们重拾正坐的时刻了。如果正坐能在中國成年人中（未成年不提倡）恢复起来，相信中國人的体格神貌会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二、礼贤下士的先秦
任何一个民族，最高层次的文化都掌握在上流社会的手中，中國也不例外。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因此君臣礼仪无疑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从君臣之礼的演变就能看出华夏文明的兴衰，所谓一叶知秋也。那么，我们想象里中國古代君臣会面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皇帝端坐龙椅之上，大臣鱼贯而入，跪地磕头，再战战兢兢分列大殿之上。
这是清宫剧里最常见的场景，由于目前中國银屏上泛滥成灾的辫子戏天天给人洗脑，以至于现代中國人一想起古代就是长袍马褂磕头，把卑微的满清文化视作华夏文明而自轻自贱，最后的一点民族自豪感也被胡编乱造的历史剧搞得荡然无存。要重拾民族自尊心就得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在这里让我们上溯源头看看周代的君臣会面吧。
周王、大臣和侍从各就各位站立朝殿之上，周王先对职位最高的孤、卿一一作揖，再按爵位对每个档次的大夫作一次揖，然后对上中下三等的士各作一次揖，最后回头，对自己身后列于左门的侍卫作一次揖，再对自己身后右门的侍卫作一次揖。等这时候周王的揖全部作完，群臣和侍卫才集体还揖一次，结束，开始议事。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怎么可能，哪有君向臣甚至是自己的侍卫先行礼的道理？是的，这确实是周礼，就是那个“反动文人”孔子毕生推崇的封建礼教——周礼中的站立礼。
我们再谈跪拜礼。前一节说过，臀部垫着脚跟叫做坐，臀部离开脚跟叫做跪。因此双方对立时行揖礼，双方对坐时行跪礼。臣向君跪，似乎天经地义，可先秦还有不少君对臣行跪礼的记载，比如“太甲稽首（磕头）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秦昭王五跪得范睢”。秦昭王为求得范睢（当时乃平民，无任何官职）的指教，不惜连跪五次，并对范睢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而范睢显然“物超所值”，他先为秦王订出“远交近攻”的战略，使秦从此走上统一霸业，后又在秦赵之战中使出反间计，诱使赵王以赵括换廉颇，结果赵四十五万人被白起所灭，再无力抗秦。
依照《礼记》的记载，先秦国君接见他国的大夫时，要行跪拜礼感谢使臣屈尊来访；册封本国的大夫时，也要行跪拜礼，感谢新大夫的就任。上面说的都是国君主动行跪拜礼，而臣下向国君跪拜时，国君一般也要还拜一次“空首”，就是双手拱地，叩头至手不触地的磕头。
先秦时君主礼让臣下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降阶，即下台阶相迎或相送；抚席或撇席，用手象征性掸一下灰再请大臣就坐；离席，即离开坐席行揖礼或跪拜礼，齐桓公向曾带领他逃亡并多年辅佐他的鲍叔牙表示感激时，就曾离席再拜（跪拜两次）；兴席，即会宴结束，臣下告退时，君主起立示别。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就是“国君不名卿老”，君主只能称呼高级官员的字，不能直呼其名。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先秦的礼仪总结四个字就是“礼贤下士”。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先秦这个华夏文明源头的礼制就能一眼相出，这是一个人类顶级文明的构架。秦昭王五跪范睢，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势阶层向知识分子低头，先秦如此的尊知重教，哪有不灿烂的道理？
先秦的君王有如此谦逊的礼仪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先秦是中國历史上跨度时间最长的分裂和自由竞争时期。诸侯将相面对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竞争压力，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市场经济下大集团的董事长，到处招贤纳士为自己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忠君思想在先秦还未定型，能人异士普遍的想法是“士为知己者死”，而非“精忠报国”，于是但凡有些能耐的都周游列国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上位者，谋个“CEO”的位子施展抱负，合不拢就跳槽，毫不勉强。先秦就在这样一种君臣的互相寻觅和碰撞中产生出“灿若星河”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國。自由竞争的封建时代落下帷幕，以垄断和大一统为特征的帝国时代终于到来。新时代的君王还需要对下属那么彬彬有礼吗？
三、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先秦君臣会面的礼仪应该说大体上是对称的，君对臣作揖，臣还揖，臣对君跪拜，君“空首”还拜。华夏礼仪的嬗变从九州统一的那天开始，中國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獨裁者嬴政为自己取了一个牛翻天的称号“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于一身的人物，是中國这块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并要求“天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先秦君王自称时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谦，或用“本王”这样的中性词，而“朕”这个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称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我”。嬴政有绝对的权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谦逊，当然不会再用“孤”、“寡人”这样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称“本王”，于是规定“朕”这个原本人人都用的字从此归皇帝一人独享，谁再说就是犯上。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这样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认为始皇帝陛下应该象先秦君王那样对臣下作揖行跪礼，只能说明你活得够腻味，应该去阴间自个YY去。当然，嬴政向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还是会行礼，但那已非日常礼仪，而是特殊场合下的特别礼让。
秦是个短命王朝，很快被汉取而代之。汉礼脱胎于秦，并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况下不再对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为“兴（起立）”。丞相觐见时，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车上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示敬；王公跪拜谢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礼。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论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还经常有杯茶喝喝，与皇帝边茗边聊。
对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样的顶级官员，皇帝还有很多与先秦相似的特别礼仪。比如“赞拜不名”、“诏书不名”，就是说话（包括赞礼官唱名）写诏书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对方的字或职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会时连呼吏部尚书蔡撙（其时代理宰相）的名字，蔡撙毫无反应，梁武帝改称“蔡尚书”后，蔡撙才起身应答，并当面指出：“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很尴尬。可见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很有尊严的。
除“赞拜不名”外，三公往往还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进去；进大殿亦不需要卸剑脱鞋，而是穿着鞋子御剑面君。可想而知，这些权臣上朝时肯定感觉好得没话说。
汉唐礼仪中最具先秦特色的当属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礼。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选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长大臣担当“三老五更”，皇帝亲自降阶作揖相迎，再请他们坐上席，然后行跪拜礼，聆听教诲，并亲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后拜谢送老。总之，皇帝要做一回孙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见，从汉到五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象先秦那样对等，但仍能做到亦师亦友。
华夏礼仪的第二次嬗变从宋开始。
历史长了，总会有些不好的回忆，959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就是一例，从那一天起，华夏文明由盛及衰，这一点从礼仪的变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赵匡胤是靠兵变上台的，从执政开始，他就致力于将下一个赵匡胤消弭于无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轻武，礼仪上不断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让大臣积攒不到与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变。
从效果看，赵匡胤无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无武将叛乱，稳定的代价很昂贵，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覆灭。
接前一章谈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议政。宋开始，椅子成为日常家居的标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龙椅之上，那么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辅之类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原因是赵匡胤觉得宰相的权力太大，要拿他们开刀。他一方面利用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来削分宰相的权力，另一方面玩了个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范质说：我眼花看不清，你们把奏折念给我听吧（一说“你们将奏折递上来吧”）。二人站起来念奏折（或递奏折），完事后发现座椅不翼而飞，原来已经被人拿走了。从此朝殿之上，大臣只能站着，偶尔被皇帝赐座，也是受宠若惊，只敢半个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着还难受。
赵匡胤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帽子上。这位兵变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时看到大臣在下面交头接耳就如坐针毡，忍不住幻想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于是心生一计，传旨在官帽后面分别加上以铁片或竹篾为骨架的长翅。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职位越高越长，他自己的最长。长翅成为官职的标志后，在宋的历史中越加越长。戴着这么个帽子，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再也不能窃窃私语，于是这位来路不正的皇帝临朝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很多。
客观地说，赵匡胤对政治、军事、礼仪等各方面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國的灭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条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279年，赵宋这个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终于被蒙古人赶到太平洋里喂王八去了。汉民族第一次体味到，亡国奴是怎样一个“痛”字！
四、元明清：跪礼的滥觞
（一）元
1230年，蒙古人征战金国打到一半的时候，蒙古贵族就发现一件让他们郁闷的事情：中原汉人太多，牛羊太少。人肉不能吃，人皮既不如牛皮坚韧，又不如羊皮保暖，要那么多汉人有什么用？于是大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中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道奏章，后世很多人争论“悉空其人”到底是怎么个做法，尽屠汉人还是仅仅将汉人赶走，汉人又能往哪里赶？考虑到蒙古人有大屠殺的嗜好，多数认为戮尽汉人的可能性偏大。
这时候，北方汉人的红太阳耶律楚材出场了。
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南征在即，军需从何而出？对汉人征税，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够军需，怎么能说无补呢？窝阔台说你试试看吧。于是耶律楚材对汉人开始征税，一年后，征得价值约七十万两白银的财物。窝阔台检查后十分开心，当即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引为左膀右臂。
两年后，蒙古大将速不台因为汴梁（开封）抵抗剧烈，破城前向窝阔台请示攻克后屠城。红太阳耶律楚材再次出场，他“驰入奏”，力谏窝阔台放下屠刀，窝阔台犹豫不决。毕竟按照蒙古人的规矩，这种情况完全应该屠城，而且屠城是前线将士的意愿，大汗没理由回绝这样的“正当要求”。于是经济学家耶律楚材再次施展绝活，说能工巧匠都聚集在汴梁，并报出汴梁一年生产多少盔甲弓箭，可供多少军队使用；杀光就全没了。这才打动窝阔台的心，下旨除完颜家族外不可滥杀，汴梁城内一百多万汉人得以存活。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耶律楚材，北方汉人是否已被杀得绝种？
上面说的是耶律楚材对保存“汉”这个人种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耶律楚材对中國历史的影响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鲜为人知，意义却更加深远。那就是对跪礼的改革。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跪有点特殊——双膝下跪。因为中國人的跪源于正坐这样一种双膝着地的坐姿，其他民族没有这种坐姿，自然也少有双膝下跪。从先秦到五代，跪都是一种坐礼，对坐时表示感激，行跪礼，站立时行揖礼。宋时中國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一般场合很少使用，数隆重的礼仪。
跪是谢礼的这一“华夏”概念，到蒙古人腿上被颠覆了。
蒙古人原本和西方人一样，行单膝下跪礼。跪的适应症比中國广得多，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蒙古人入主中原，将单膝跪也带过来，两种跪礼开始发生冲突。
单膝跪为胡礼，中國人看起来不伦不类，斥之为蛮夷的标记。胡人衣裤较紧身，单膝跪还有点样子，中國人身着宽松的汉服，行单膝跪也确实怪了点，因此完全汉化的耶律楚材对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
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古国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國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就要跪。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國”，跪礼的滥觞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耶律楚材拯救了无数中國人的性命，却又让中國人永远地跪下去。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位“楚材晋用”的红太阳呢？
蒙元开创中國面君跪拜，并且跪着上奏的恶习。当时的礼仪是“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跪着向皇帝奏事，奏完还要趴地上才能起立，象藏民朝圣那样，真正斯文扫地。
康有为对中國君臣礼仪的演变曾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二）明
1368年，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的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建立起中國历史上最后一个华夏帝国——明。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國近一个世纪，蒙古的野蛮习气早在中國扎根，并深深影响了大明。于是，明这个终极版的华夏在礼仪上表现出与宋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方面，首当其冲就是跪。
明继承下元朝的跪奏，并将跪拜礼发展为五拜三扣头：俯首至手（拜）五次，叩头至地（扣）三次，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场合。一般情况下无需那么多次，但也经常三拜四拜。
大明的野性还表现在廷杖和凌迟这两个分别出自金和辽，蒙元继承下来的酷刑。廷杖就是朝堂之上打板子，刚开始还保留厚棉底衣，从正德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刘瑾施刑开始，底裤也去掉，大庭广众之下露出白花花的屁股一棒接着一棒打，年老体弱的一顿打下来基本上非死即残。
“凌迟”一词原为契丹语，辽以前中國并无此刑，而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却能找到相似的刑罚，但比中國的凌迟要粗糙得多。这一本非中國的酷刑确象辫子、磕头一样在清末成为中國的标记，被西方人视为中國人野蛮残酷奴隶化的象征。原因在于1904、1905年法国士兵在中國拍摄下凌迟的照片，后以明信片的形式在欧洲发行引起震动，我不知道当时欧洲人看到那些毛骨悚然的照片是否象我今天看到那样，恶心欲呕，我只知道不少欧洲的艺术家居然能从中得到灵感——搞艺术的很多时候真的很变态。
不得不提的是前面那个创造光屁股廷杖的刘瑾，死时还创下“凌迟”的世界纪录：共受四千七百刀，三天才断气。也算恶有恶报。
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礼崩乐坏的时代，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评语来说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王朝。只能讲，明之所以算华夏，不在他有跪拜和酷刑，而在他对跪拜和酷刑的态度。下面说几个“反面典型”，第一个就是中國历史上的头号清官海瑞。
明嘉靖二十八年，海瑞中举，委派到福建南平县当县学的教谕（教委主任），海瑞自上任就订出“教约”：学生见老师只作揖，不下跪，严禁送礼。第二年，他的顶头上司延平府视学来南平视察工作，海瑞带着左右二副手前去迎接，一见面，左右二人立马跪下，海瑞傲然屹立，只拱手作揖，把视学震得又羞又怒，半天冒出一句：“哪里来的山字笔架？”
不得不承认，这个视学很有急智，一立二跪，活脱脱一个“山”字，“瑞”字里又带“山”，非常漂亮的一语双关。海瑞的道理却很简单：朝廷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我为什么要跪？从此海瑞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笔架博士”。
不久，御史前来视察学宫，南平县所有官员齐聚学宫迎接御史大人，一见到面，呼啦啦跪倒一片。海瑞除外。他依然只揖不跪。
御史大人气得火冒三丈，连饭都没吃就拂袖而去。海瑞这一下想不出名都难了。
海瑞这么一个学历低微，把上下左右得罪得干干净净，指名道姓骂过皇帝，一章奏折把朝廷大员全部骂尽的“现行反革命”，居然越骂职位越高，最后官居二品，成为黎民百姓的偶像，公务员们的噩梦。提拔庇护他的官员是不是脑袋都进水了？
脑袋进水的应该不是明人，而是我们这些看着荧屏上的和珅长大的不肖子孙。海瑞如果活在今天，他能够生存下去吗？更不要谈什么到中央做部长了。
下面介绍第二个“反面典型”：张居正的夺情案。
万历七年十一月，翰林院的两个七品芝麻官吴中行和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守孝期间出理政事）。
我一直都纳闷，明人敢情不是喝人奶而是喝豹奶长大的。七品就是个县级干部，居然敢弹劾内阁首辅（国务院总理），而且是那种大权独揽的首辅。失心疯了？
疯的不只这两人，艾穆与沈思孝随后跟进，弹劾张居正。
万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一顿暴打，瘦子吴中行几近气绝，被人以灵药起死回生；他的一条腿被医生割掉数十块腐肉，只剩白骨，落下终生残疾。胖子赵用贤受伤相对轻些，但也“肉溃落如掌”。此时，赵大人的老婆出场了：她把老公腿上脱落的腐肉制成腊肉藏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生猛啊！
更生猛的还在后面，新科进士邹元标拜别上面四具血肉模糊的身躯，于廷杖第二日，递上第五份弹劾张居正的奏折。
邹元标廷杖八十，三千里外充军。
不过大明就是大明，这五个大逆不道之徒居然“直声震天下。中行、用贤并称吴、赵。”
以今天的标准看，明人都有些精神不正常：弹劾国家领导人排着上，要打要杀随你便。我奇怪的是，这种变态的基因今天的中國人怎么没有继承下万分之一？
下面是第三个“反面典型”：铁铉。
靖难之役，朱棣在济南城外大败李景隆，济南成为孤城。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当时负责督运粮饷，听闻兵败消息后即刻奔赴济南城，与守将都指挥盛庸歃血为盟，誓死保卫济南。接下来三四个月，朱棣与铁炫斗智斗勇，就是攻不下济南，最后放砲击城，眼看将破之际，铁铉居然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城头，又亲自书写大批朱元璋灵牌，分置垛口，燕军立马熄火，把朱棣气得七窍生烟，最终战败撤军。铁铉接着乘胜追击收复失地，以一介书生官至兵部尚书。
1402年，朱棣绕过铁打的山东，直取南京，夺取政权后，再发兵北上，最终擒获铁铉，押解南京。
按现代的观点，朱棣造侄子朱允炆的反，关外人什么事？都是朱家的人，谁当皇帝还不一样？你铁铉当初排错了队，现在向朱棣认个错，继续当你的兵部尚书，何乐而不为？
铁铉被执庭上，背对着朱棣立而不跪，大骂反贼，让他转过头来都不行。朱棣大怒，命人割下他的耳鼻，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问：“甘乎？”他厉声答道：“忠臣之肉，有何不甘！”
铁铉被凌迟处死，至死，骂不绝口。
朱棣见他到死都不屈服，气急败坏，命人架起油锅，将铁铉的尸首投进去煮，命内侍用铁棒夹住他的残骸翻转过来面朝北向。朱棣笑着说：“你现在肯来朝见我了？”话还未说完，油沸爆出，内侍的手都被烫烂，扔下铁棒四散。铁铉的骨架跌落油中，依然反立如前。
铁铉活着不给朱棣一个正脸，死后也只让朱棣看他的后脑壳。壮哉！
同期被凌迟处死的还有方孝孺（灭十族），黄子澄（灭三族），齐秦（灭三族），练子宁（灭族），卓敬（灭族），陈迪（灭其子）。这些当朝大臣只要在朱棣面前服个软，就会官复原职，一样的荣华富贵。
但他们选择的是千刀万剐。
后人多骂朱元璋残暴，却没人想过残暴的朱元璋怎么会教导出如此忠肝义胆之臣？大明是中國历史上最血性刚烈的一个王朝，一不搞和亲，二不签条约，谁不服，打痛为止。王朝血性是因为他有血性的臣民，血性的臣民是因为他们有血性的君王。当崇祯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豪言自缢殉国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三百年后同样的亡国之君溥仪却在舔倭寇的屁眼，卖国求荣。皇帝都在卖国，匹夫有爱国的理由吗？
近几年明清之争甚嚣尘上，实在是件滑稽的事情。崇祯做人，溥仪当狗，明和清就是人与狗的差别，这两个王朝哪有一点点的可比性？
（三）清
1、跪
我们分析任何制度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素质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明朝的酷刑传自蒙元，不过效果肯定出乎鞑子们的意料，明人居然狠到“卖直求荣”，很显然，草原上的那套惩罚吓唬不了真正的汉人。同样，满清将大明的体制一股脑儿继承下来，可是执行者由汉人换成满人，效果就截然相反。
1644年，清兵入关，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调教师爱新觉罗登台亮相。
爱新觉罗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汉人而言，他是皇帝；对蒙古人而言，他是博格达汗。有以上两条已经够上李世民的标准（李被突厥尊为“天可汗”）；不过，李世民要想和爱新觉罗比称号恐怕是拍马难追，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神奇无比的称呼——“老佛爷”。
老佛爷源于女真首领的尊号“满柱”，“满柱”是曼殊或文殊的音译。满人信奉喇麻教，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達賴是观世音菩萨，班禅额尔德尼为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蒙古可汗是金刚手菩萨，满清皇帝为文殊师利菩薩。喇麻教的确是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满清那些老婆多得用不完，儿子多得要火拼，杀人如麻的皇帝们居然被尊为菩萨。西藏人真有幽默感。
顺便插一句，稻城亚丁（即香格里拉的原型）有三座闻名遐迩的品字形的雪山，分别叫仙乃日（观世音菩萨），央迈勇（文殊菩萨）和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恰好指的就是達賴、满清皇帝和蒙古可汗。
既然爱新觉罗氏兼任皇帝和菩萨，参拜礼就不能象明朝五拜三叩头那么简单，庙里面怎么拜佛，大殿上就应该怎么拜皇上，于是三跪九拜这一标准的佛教礼仪被搬进满清的大殿。中國人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终于在“我大清”走到政教合一的路上——拜佛与拜皇上合二为一。
三跪九拜的清礼与五拜三叩头的明礼在安南（越南）发生不小的纠纷。安南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遣使出访安南时，安南国王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受明的影响，安南国内也行五拜三叩头的拜天子礼仪。清接替明后，要求藩属国全部改行三跪九拜，安南接诏时却依旧行五拜三叩头，与清使产生冲突，双方每次都为接诏的礼仪开辩论会，好不热闹。这场纠纷长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的时候才最终解决：安南不胜其烦，答应行三跪九拜之礼接诏。
满清如果光有三跪九拜倒也算了，满清的创举在于让奴才们练铁膝功，将跪拜的时间无限延长。大明虽然有跪奏，但谁奏谁下跪，奏完皇帝说起就起来了，而且明朝中后期皇帝迨政，经常不上朝，甚至几十年不上朝，大臣想跪都没地儿跪。满清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一并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倒在地，这一跪下去，什么时候起来只有天晓得，长的时候一跪就是几小时。跪可不是一件舒服事情，否则中國家长惩戒孩子也不用罚跪。跪在蒲垫上，时间长了尚且受不了，更何况大臣们都是匍匐跪在冰冷的硬地上，跪着还不能乱动，我真不知道那些老胳膊老腿的奴才们怎么受得了如此折磨。痛上加痛的是，满清的皇帝碰巧个个勤政，天天出朝享受大权在握的快感，老奴才想歇一天都不行，估计十几年朝臣当下来，膝盖没准练得比石板都硬，泰拳手碰上也要躲避三分。满清奴才们原本就芝麻大的那点自尊，在这积年累月的长跪中早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跪在零度以下的砖地上，膝腿又痛又麻又冷，跟上刑似的，以至于乾隆都觉得长跪实在是活受罪，给一品高官、年老大臣加个跪垫，算是“皇恩浩荡”。要知道，汉朝这样的宰辅大臣可是腰挎宝剑大摇大摆地走上殿，皇帝还要起立相迎；君臣就座后，给宰辅先上茶再议事。这样的礼遇满清的奴才做梦都无法想象。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从礼仪的变迁看，华夏文明确凿无疑地在大倒退。不过，满清已非华夏，倒退就倒退吧。
老奴才有跪垫，数小时跪下去依然吃不消，不少大臣上朝前都用厚棉花把膝盖裹起来当护膝。不过即使如此，跪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脑缺血导致头晕眼花在所难免。满清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来，荒唐事倒不少。七十高龄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养心殿跪的时间太长，站起来晕晕乎乎踩到自己衣服，一跤摔下去因公殉职，死在乾隆的御座前。
刘于义是所有奴才们学习的榜样。
满清觐见皇帝行三跪九拜，上奏时长跪，告退时还要“跪安”，即退几步再跪下祝圣安，然后退出。满清将跪发展到人类所能想象的极限：能跪着就别站着。
当世界已经苏醒，大踏步向前的时候，汉民族却死死地跪在爱新觉罗的脚下，眼巴巴地望着“友邦”一个个超越，愈行愈远。
2、奴才
清以前从无朝臣自称奴才，清却规定：满人上折时自称奴才，汉人只能称臣。原因无它，八旗乃变相的奴隶制，所有满人实质上都是爱新觉罗的家奴。奴才这个称谓说明爱新觉罗与满人是主奴关系，换句话说，满人是自家人；而汉人只能称“臣”，说明汉人是外人，再引申就是潜在的敌人。事实上，乾隆以后，汉人已完全满化，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都是逆来顺受的哈巴狗，争着向满大人邀宠，但满人却从不视自己为中國人，明证就是文字狱时将金宋书籍里所有的“中國”字眼一律删除。
满清两个半世纪的统治，防汉制汉为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宁可亡国，也要拉汉人陪葬。西太后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是一个中國人说得出口的，甚至连殖民者都难以启齿。历届港督，没有哪个敢说“量香港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虽然英国是美国的跟屁虫。西太后说出这句话，说明她从未将自己看做中國的主人，相反是一种寄生虫的心态：反正自己不是中國人，把中國全败光，只要满人多撑一天就行。维新变法时，满人的集体态度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弹劾变法“保中國，不保大清”，将自己完全置于中國的对立面上。
中國的敌人统治中國，中國能不亡吗？
再谈“奴才”这个称谓，满人署名“奴才”，汉人署名“臣”，那么满汉一块怎么办？乾隆三十五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折，二满臣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乾隆看后马上变脸，斥责周元理不肯当奴才，有意立异，把周元理吓个半死。三年之后，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另一道奏折，马人龙有前车之鉴，便跟在天保后面一起署名为“奴才天保、马人龙”。没想到乾隆看后又是勃然大怒，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总之，变着法子整汉人。乾隆认为“奴才”是个神圣的称谓，汉人不配，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发圣谕满汉今后上奏折一律称臣。宁可满人降格称臣，也不能让汉人做奴才。
上面说的是奏折里的正规署谓，口语里直到清末，依然一口一个奴才表忠心。清朝今天被归类为封建社会，我一直对这个分类表示怀疑。清人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我大清”动辄上千人匍伏于地跪拜的壮观场景，怎么看都是奴隶制的标记。真正的封建社会西周，从无此类场景。相反是天子先向臣下作揖，臣下最后才还礼，与满清真有云泥之别。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学者们，能不能不要辱没“封建”这两个字。
3、辫子
我在前文《汉服的伤逝》里谈到，电视上天天看到的麻花辫实际上只存在于清末，清初的辫子是“金钱鼠尾”。所谓金钱鼠尾有两层意思：一、辫子象老鼠尾巴那么细，要能穿过铜钱中央的方口，穿不过，接着剃；二、要想有那么细的辫子，只有一个办法，把头几乎全部剃光，只留铜钱那么大的一撮毛。清兵在广州颁布剃发易服令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把丑陋到无法想象的金钱鼠尾居然说成“新朝之雅政”，满人真不知道“雅”字怎么个写法。
后金时期的金钱鼠尾是脑后留细溜溜的一绺小辫，与之相配的是下颌的胡须全部剃光，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胡子。这是汉人归降的标记，象卖牲口插标签一样。
入关后汉人爆发反剃发的斗争，虽然最终不得已都剃了，但蓄发的部位却从脑后移到头顶。虽然仍为金钱鼠尾，从前面看依旧搞不清是和尚还是秃子，但至少头从侧面看上去不至于象老鼠屁股。
那么这样的老鼠尾巴清人究竟留到何时？
前一阵子我看到马戛尔尼访清时随行画师所绘的中國场景，画上的中國人赫然留着金钱鼠尾。就是说，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清人都是大光头上顶着一条细溜溜的老鼠尾巴在那晃来晃去。
中國的电视编导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敬业一点，拍康熙乾隆的时候让他们拖一根金钱鼠尾？你们用清末的麻花辫顶替你们祖先“精美绝伦”的老鼠尾巴，不怕主子们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们晦气吗？
清人的头发直到嘉庆年间，满清的统治衰落后才开始变化。蓄发的部位从一枚铜钱扩大为几枚铜钱，直到清末留一半剃一半的“半拉儿瓢”。
中國人心理的奴化从对辫子和满服的态度上能看得清清白白。清初“留发不留头”到清末视辫子为国粹；清初抵死抗拒剃发易服，到今天视唐装旗袍为国服。证明鞑虏并没有被驱逐掉，因为所有的中國人都已变成鞑虏。
文字狱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所有的“中國”和“夷狄”字样全被删改。与之相对应，今天你用搜狗拼音，会惊讶地发现词库里居然没有“鞑虏”和“驱逐鞑虏”这么常用的词。
我们至今依然象满清那样在避“鞑虏”的讳。
谈辫子不得不谈到王国维，这位被捧为国学大师的满清遗老，直到民国十六年投湖殉清的时候，依然留着小辫。辛亥革命后，他应召任清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时，他就急着要跟几位遗老投金水河殉清，被家人拦住没死成；三年之后，终于还是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尽。
我一直都奇怪，王国学大师钻研的究竟是哪一国的学问？王是甲骨文、金文和汉简方面的泰斗，从殷商到汉，中國人什么时候留过辫子？女人都没留过！为什么他非要拖着那条象征奴役的小辫被别人“辱”？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难道忘了，两百多年前，他的祖先曾为留发不留辫与清兵抗争，多少人肝脑涂地！
王国维今天被越捧越高，成为“国学”的象征。这位留着小辫，甘愿为主子而死的好奴才是现代中國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写照。
作者:乙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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