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高一飞: 靠什么防止民主形成“多数人暴政” - 中国报道周刊

  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即多数人比少数人更有决定的资格。当然,由于人性的弱点,多数决定并不能确保意志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即多数人也不一定总是对的,所以会有所谓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完整的提出民主会产生暴政的观念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就是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说道:“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

  怎么样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没有人完整提出完整的预防体系,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方法:

  一是在多数人權威与个体公民或者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使得多数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伤害到少数人。他说:“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象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流速,就是使命令流错了方向。”

  二是通过司法权威防止民主暴政。托克维尔说:“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相对于一般不懂法律的民众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实际上这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就像法官不能够去当足球裁判一样,因为足球的规则法官不懂,在诉讼过程中也一样,民众不可能象法官那样懂法,因此民众作为旁观者在案件审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认识错误,而常常是由于观念的非职业性带来的对法律事务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对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确的判断。司法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以人头数来赋予,法官不是投票选出,而是通过特殊的优选程序来选出的。(萧瀚:多数人暴政的警钟)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联邦黨人文集》第51篇中说道:“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原则是不利的。第一,因为特殊资格在成员中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主要考虑的应该是选择那种最能保证这些资格的挑选方式;第二,因为在该部门任职是终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对任命他们的权力的一切依赖思想。”法官通过对民主决定的事务的裁判(如法律是不是合宪)来达到防止民主暴政的目的。

  麦迪逊在《联邦黨人》第五十一篇中设想过另外两个方式,他说:对于民主可能造成的“多数人暴政”,有两种方式可以防止这种罪恶。一是建立一个獨立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最高政治权威,这样,当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了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法律,这个最高权威就可以出来否决。但麦迪逊接着说,这个最高权威一样可能支持多数人去侵害那少数人權益,而且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侵害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只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式。麦迪逊推荐的是第二种方式,那就是组织一个多元的社会体,包括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这样,就难以在某一特定社会事项上形成一个大多数,去反对一个少数派。(参见:张晓群“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10)

  在德国,因为吸取法西斯时代的教训,又提出了一种方法:建立若干项高于民主程序的规范,包括不得以民族主义的借口迫害少数民族,不得侵犯他们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可是,即使德国人同意了这样的立法呼声,也立了这样的法案;但谁能保证这样的法案能被遵守呢?一个得不到当时社会力量支持的法案,废除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是有前提的,即整个社会用民主的方法确立起尊重少数人權利的制度并严格遵守它。(参见前引:张晓群 “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

  另外,在美国的实践中,还通过“一致裁决”制度达到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目的。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审判中。因为刑事诉讼牵涉到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甚至于牵涉到国家剥夺公民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要特别慎重。但是,刑事审判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 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高一飞:陪审制度与基本政治伦理,21世纪法律评论,2005年第2期。)

  以上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六种办法,简单归纳起来,实际上说是法治与人權。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但是不是唯一的文明制度,民主、法治(包括正当的司法)、人權(包括自由)三者的结合才可产生真正文明的政治制度。这样,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制度,由于受到法治和人權的制约,能够克服其固有的缺陷。当然,关于法治与人權的制度设计如何才能合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作者:高一飞

冯崇义: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 中国报道周刊

冯崇义: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 中国报道周刊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寧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黨国專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鎮壓。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國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黨军队八百万”,还鎮壓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黨,迅速完成了从“革命黨”到议会政黨(执政黨)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鎮壓反革命”、没有“專政”、没有报仇雪恨。

  “階級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階級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階級革命”,当时全中國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階級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國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运动会黨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獨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獨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專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國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國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黨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黨,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黨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黨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黨禁、赦免革命黨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國”,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黨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國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确定的基本目标,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是用比预期代价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功在千秋。长期以来国、共两黨的官修史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几千年的專制帝国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价(例如英国革命死伤人数、美国獨立战争死伤人数、特别是法国革命死伤人数)被推翻,而且还是在“中國的启蒙运动”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说的糟糕的传统文化之下),难道还是失败?那何为成功?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黨国史学首要标准是革命政黨是否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戏?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区别何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两项:

  1.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此结束。

  2.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层面: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观念、保护人權(人權平等)观念。体现在制度层面: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獨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階級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黨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專制。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后来被蹂躏、抛弃了。首先蹂躏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成果的是旧官僚和无聊文人,后来抛弃宪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就发生了总统与国会之争。如何厘定各自的权力范围,这是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的正常纷争。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孙中山革命派。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国民黨黨务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黨得到国会多数席位,行将组成政黨内阁。极负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惨遭暗杀(22日因枪伤过重而亡),袁世凯当然值得怀疑。不过,暗杀是孙中山革命黨的惯用手段,袁世凯以往从未行暗杀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怀疑袁世凯,但民国注重的是法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定案。连古代的韩世忠都知道“莫须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国会安然无恙,以国民黨与共和黨(后改进步黨)两黨对峙为主的两黨政治安然无恙,宪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正常行进之中(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正确的因应之道是法律解决,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多数国民黨人的主张。理当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办案、由国会组成特别委员会作出全面调查,查个水落石出,并对袁世凯严加问责。孙中山则力主“武力讨袁”,经过艰难预备,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仓促起兵进行“二次革命”,引起国民黨内部大分裂,显然是滥用“革命”、迷信暴力。议会大黨以武力革总统的命,章法大乱,目标与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据。从策略上说,国民黨的武力与财力比袁世凯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对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完全是下策。“讨袁”战事毫无建树,头尾不足两个月,“獨立”各省均先后失败。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所领导的共和政府,在国际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国内也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孙中山革命派这时已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势单力孤的一群军事冒险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创造民国,创造议会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写了政治游戏规则:“二次革命”又回过头去武力争权,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实在是自毁江山。

  孙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獨裁專制,根本不承认宪法、国会的权威。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黨,要黨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无条件服从他个人,使得黄兴等人也只好离他而去。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

  袁大总统对民主制度不习惯,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国务员,处处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黨内阁的制约。民主政治下的争争吵吵,本很正常。即便当今发展了几百年的民主国家,政府与议会不还是争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难时就主张向專制政治倒退。袁世凯受自己及身边几位奸佞之徒所制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图恢复帝制。在这场骗局和闹剧中,有几个奸佞起的作用特别坏。一个是袁世凯的洋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识界那类表面对中國友好而骨子里贱视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带着恶毒的种族主义偏见,认为中國人不配享受宪政民主、没有能力实行宪政民主,最适合中國的是帝制。这种人当时不少,现在在西方也没有绝迹,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北京的坐上贵宾。一个是浪得虚名的无聊文人杨度,受袁世凯重用、聘为总统顾问之后便飘飘然不可一世,厚颜无耻地“劝进”袁世凯当皇帝。再一位是等着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办一份专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来欺骗老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记参议会“一致通过”送给他的地位。但是,他此举立刻招致世人反对,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样,又是反对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联合,又是一次传檄而定,在始于西南的各省纷纷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凯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随即在悲愤交加中大病不起,于 1916年6月5日毙命。一念之差,毁了一世功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归天之前,召集心腹开会,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各省獨立也随之取消,中华民国又复旧观。

  “洪宪帝制”还没开场即告覆灭,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而是君主制度。满人的君主要推翻,汉人的君主同样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國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袁世凯的那班心腹部属,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等,也大都坚持政治与道德底线。他们可以跟着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可以跟着袁世凯鎮壓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护国运动”胜利之后,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诸如约法、国会、内阁、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华民族又回复到了宪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国体制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颠覆了宪政。

  议会是西方富强之本,必须立即将中國变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达成的共识。当掌权遇到挫折的时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领袖”带头破坏这种共识,使專制势力借尸还魂而复辟于中华大地,教训至为深刻。

  孙中山:以俄为师,误入歧途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國经历了“千古奇变”,遇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体已运转不灵,必须改弦易辙,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实行全面学西方、全面变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建立宪政,这是大方向。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黨)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

  孙中山是一位缺乏实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来开道,“革命”征途中的种种举措,可议之处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试图以割让满州为诱饵骗取日本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并非不可开脱。当时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孑然无助。日本多种政治势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价,谁出价高就支持誰.他们要支持孙中山,当然需要孙中山要以袁世凯出的价来压孙中山。孙中山为从满清政府及袁世凯手中夺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让民族利益为诺,确实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于无奈。

  但是,孙中山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放弃宪政民主这一现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转向“以俄为师”,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过思想革命和议会斗争来变为“真共和”。美国当初成立的共和国,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漏洞百出,就是例子。“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求取“真共和”的无懈努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被历史超越,办《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打个下手。宪政体制已经建立,在价值理念方面继续下功夫,便可使宪政体制能够正常、顺利地运作。而“以俄为师”,以黨国体制为目标,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孙中山改组革命黨,回到历史中心,“继续革命”,中國又乱套了。“北洋时期”,中國的现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会高度发达,市场经济也在健康高速地发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荣。后来的黨国体制变换花样,将專制政治推向顶峰。古代的纲常礼教固然压制个人權利与个人自由;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黨国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变本加厉。一旦以国为本,特别是以黨国为本,国家富强压倒个人權利、黨国利益压倒公民自由和权益。这就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可惜的是,俄国早就改弦易辙了,而中國却依然在这条此路不通的胡同里瞎折腾。

  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宪政中國还有希望。中國人民在一百年前就选择了宪政民主。一百年以来,人类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天主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印度教文化的国家,还是儒教(儒家)文化的国家,都由人民的选择而成功地建立和享受宪政民主和这一制度所提供和保障的自由权利。某种文化或某种“特殊国情”不适合宪政民主的神话或鬼话,早就被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打破了。且不说百年以来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蒙已经有了多么深厚的积累,中國人民在儒家文化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就选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民国初年那些无知而又无聊的军阀武人妄图颠覆宪政民主制度而恢复帝制(哪怕是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也都落得遗臭万年的地步。后来的一些革命黨人和政治领袖,为某种新的理论和诺言所迷惑,用武力为中國人选择了黨国体制的歧途。正、邪之间的选择,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于今缅怀辛亥先贤为中國建立宪政民主的丰功伟绩,我们浮想联翩,痴迷地想,中國当今朝野上下应该还有迷途知返、重归宪政民主正道的智慧和勇气。

  冯崇义、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11-3-6

  来源: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26103459354

  作者:冯崇义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曾德雄: 冷漠根源于德性政治的幻灭 - 中国报道周刊

曾德雄: 冷漠根源于德性政治的幻灭 - 中国报道周刊

近日,读了孙立平教授的《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深有感触。在国内一些事件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除了对生命的肆意戕害,还有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冷漠:从官员到周边的“围观”者,当然更包括那些包工头、打手等等这些具体的与事者。孙教授因此悲愤地问道:“人们为何如此冷漠?”

  冷漠意味着我们内心没有道德感。一提到这个问题,马上就会有官员和学者说要加强道德建设之类的话,企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来培植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现今道德感的缺失恰恰与一直以来的这种道德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

  中國的传统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德性政治,其中的一个思想内容就是“德位合一”:官员都是有德之人,并且其道德水平一定与其政治地位相称,这就是所谓“德必称其位”的意思,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中國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就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这里官员的“德”,除了个人的心性修为,更重要的是“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观念在中國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渊远流长、根深蒂固,人们的政治兴趣往往也都落实在对具体官员或皇帝的道德评判上,而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为民”。这样的政治兴趣和道德评判,正显示了人们内心的道德感:对人性的善有一份信念,对人间的合理生活秩序有一份期待。

  但是,这样的道德感在近几十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是文革,让很多人对于一直深信不疑的道德信念产生怀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则彻底抹灭了人们内心道德感的最后一丝光亮。孙教授说他一直想听听这样几部分人的“心声”:一是罪恶的制造者,那些包工头、黑窑主、打手们,二是当地的政府领导人以及有关管理人员,想听听他们在“制造罪恶”和“面对罪恶”时是怎么想的,“是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的,寻找的又是什么理由。”孙教授的人文情怀令人感佩,可惜我们现在置身其中的是完全不人文的社会环境,我相信那些人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罪恶,因为比这更恶的人或事大量存在,而且那些与事者往往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中國“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养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价值取向。在德性政治中,“不择手段”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道德来赋予不道德的行为以正当性,而且往往是越不道德的行为,越要寻求更高妙的道德说辞;反之亦然,高妙的道德说辞背后隐藏的很可能就是极端的不道德,从而获得最大的政治和物质利益。最新的例子,就是落马的贪官几乎个个都讲过廉政方面的豪言壮语,在爱国为民等方面更是不落人后。这些豪言壮语的道德色彩与他们贪腐行为的不道德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够想象有那样凝重、正直、疾恶如仇的表情的郑筱萸是个罪当赴死的贪官?!这种道德和不道德的两个极端同时并存在同一个个体身上,而且是掌握着社会主导力量的政治官员身上,其对世道人心的败坏就是致命的了:它近乎釜底抽薪地消解了人们道德信念和道德持守的全部动机和动力,人心中的道德感在“看穿”、“看透”的“中國生存智慧”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而失去了道德感的人心怎么会不冷漠呢?

  但是道德感毕竟是人之为人的标准,这点古今中外概末能外,而德性政治也依然为我们所期许,只是这种道德不再是“为民”的道德,政治也不再是以“为民”的道德作为合法性依据的君权独尊的政治。我们期望中的德性政治是人權至上的政治,这种政治中的道德是人權,而政治的合法性正建构在普遍的人權的基础之上,它基于人權的原则而产生、建立,它的全部目的也在实现、保护最普遍、最广大的人權。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下,只有在我们的人權得到符合其自身目的性要求的尊重、保护的基础上,我们的道德感才会重新养成,而我们的人心也不会再冷漠。

  作者:曾德雄

草庵居士: 没有道德与信用的中国 - 中国报道周刊

草庵居士: 没有道德与信用的中国 - 中国报道周刊

 数年前,我就开始接触中國的企业,我曾看到过数十份中國电厂和高速公路的财务计划和报表。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看,并不会认为其中会有很多陷阱。但后来在研究一份企业财务报表后觉得有些问题,于是就要求中國的企业重新计算,当半个月过去之后,我们又收到了一份更改过的财务报表,我们的财务专家看过之后大吃一惊,根本就无法相信这份报表会是同一家工厂的财务报表,与半月前的财务报表差别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于是我银团的人员又发函要求确认是否正确,并要求他们将准确的报表寄来。又过了半个月,我们果然收到了新的财务报表,各位可以想象我银团的财务分析专家是什么态度,当我银团的财务专家看过并与前几份财务报表必较之后对我说:“Bill,我的建议是放弃这家企业,它们的文件全部是伪造的,我从没有看过有如此不负责任的企业,竟然敢如此没有信用地去伪造财务报表……”。

  我有二家与人合伙的小型贸易公司,在美国从事进口生意。随着中國轻工业的发展,我们不断地从中國进口各种各样的轻工业品。在采购中,我们会看到中國企业提供的精美样品,但一旦下了订单,如果你不能派人前往中國工厂监督的,说句不客气的话,运来的产品几乎会有一半以上不符合要求。我就曾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中國的企业为什么不讲信用?最后的结果是我的贸易公司在中國成立办事处,专门安排人员监督生产。自从有了这些监督人员,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很大的保证。

  商业经济本身是一种智力的较量,资本主义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他允许人贪婪,允许人展露自己的本性。正因为如此,贪婪的人需要更多的财富,他就要想办法发展,想办法竞争。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个人对生意的观念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在生意进行前做好一切准备,尽量争取自己的最大权益和利润,但生意进行中,就要遵守诺言。你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是自己的无能,不能靠无赖挽回”。所以,我在对银团的员工讲过:“谈生意时可以是无赖,但签约后必须是君子,信用是维持一个现代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数天前,当我在《华而街日报》上看到中國网络老大“网易”公司造假的报道时,我的心又一次沉入谷底。中國企业来美国上市标志着中國逐步进入国际社会,但中國人为什么不能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中國企业在美国股市上说谎不是一次了,当年中國金杯汽车在美国上市的结果就是美国股民和投资银行对中國的上市公司一片不信任,造成了多年来很难去除的恶劣影响。严重地影响了中國企业在美国募集资本。数年后的今天,“网易”公司的再次不讲信用势必要再次影响美国企业和股民对中國企业的投资热情。为什么中國企业不能正视这一问题。没有信用就没有生存。你欺骗的不仅仅是金钱,你欺骗的是所有的投资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网易”一家公司,你代表的是全体中國企业。“网易”的行为是对全体中國人的侮辱,也是对全体美国股民的侮辱。我质疑“网易”的管理者,你有什么权力出卖整个中國的人格,你有什么资格去管理这样的企业?你蔑视的不仅仅是投资人,你更大的错误是蔑视法律。

  说到法律,又让我不得不说起近日发生的“高瞻”事件。我很欢迎高瞻女士回到美国,能够再次生活在自由之中。但我想问中國政府的是:“高瞻是否真正的有罪?如果有罪,确凿地证据是什么?为什么不公开审理,公开他的罪行和证据?高瞻不是美国公民,至少在现在她还不是,为什么既然判决她有罪还要放她回美国?难道拥有美国绿卡的人就可以高出居住在中國的普通百姓吗?她就有治外法权吗?有罪为什么不惩罚?中國的法律何在?中國法律的尊严何在?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可以将自己国家的法律随意践踏?如果高瞻没有罪,那么将她逮捕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政治利益就可以侵犯一个中國公民的利益吗?如果这样,中國还有法律存在的必要吗?当一个政府可以随意践踏法律,没有信用的时候,中國百姓还需要遵守法律吗?还能有信用吗?政治上的无信用必然导致经济和生活中的无信用。

  我注意到中國网络上的新闻版面上有报道说:“在释放高瞻的事件上,中國与美国做了一次不错的交易,中國是个大赢家……”

  我看到这样无耻的分析和报道,我赶到非常的恶心。中國真的是个大赢家吗?当美国人放弃经济利益来维护一个普通百姓的人權的时候是不计算代价的,在西方人的眼里,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超越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生命更有价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回人的尊严。高瞻不是美国公民,但美国人宁可牺牲自己本国的利益与中國换回一个中國公民的自由与尊严。大家可以看到谁更可耻。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些国家在用自己本国公民做人质与国际社会做交易?一个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国家能赢得什么?他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你看到一个母亲为了她自己买一件新衣服,而将自己的女儿当人质,与他人交易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愤怒?这样的母亲还值得我们尊重吗?

  也许中國暂时赢得了利益,但你们是否想到中國失去的是什么?是尊严和信用。当一个政府可以用自己的国民的自由与权利与国际社会做交易的时候,还会有谁会尊重它,它还有什么信用可讲?当一个女人为了一件新装去卖淫的时候,你还会相信她的贞操和道德吗?到了现在。中國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国际社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还会重视海外华人的权利吗?当国际社会验证了中國政府一切都可以交易的时候,谁还会和你按照规则进行?反正是无赖,大家干脆都是无赖好了,中國政府的信用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本来我并不认为中國的信用问题与政治有关,但当我看到了高瞻事件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中國的经济社会没有信用正是中國政府没有信用所造成的。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没有道德,没有廉耻,没有法律,没有信用,更没有原则。当一个母亲当着自己女儿的面去卖淫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让她的女儿还保持高尚的道德,当一个母亲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自己的女儿时,这个母亲还有值得我们尊重的理由吗?

  中國怎么了?中國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没有道德与信用的国家。

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

迷人的海: 制度导致垄断,腐败导致不公 - 中国报道周刊

迷人的海: 制度导致垄断,腐败导致不公 - 中国报道周刊

  提及中國的当代问题,笔者以为非社会不公莫属。社会不公,正以贫富不公、区域不公这两条主线展现于世人面前。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的模式,总体而言,整个社会还比较公平。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政者推行的是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结果直接导致大部分人贫穷落后,社会出现了贫富不公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更令人气愤的是,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的人员构成,一是高干子弟(太子黨);二是被当时社会所不齿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其中不乏曾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以两劳释放人员为主。

  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员搭上了致富头的班车?原因很简单,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太子黨借助其老子的权力和人脉之势,在当时非常不规范的社会环境下大施拳脚,大发时代转型时期漏洞百出之财;二是逼上梁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尤其曾经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几乎成为社会遗忘甚至是唾弃的角色,他们的生活及其人生今后的走向只能靠自己,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只有死死抓住“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根救命稻草,甚至不惜再次违法违规,钻营法律和政策空子,最终攫取了他们翻身致富的第一桶金;如果说还有一种无形力量有意无意辅助了这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那就是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经济养成了国人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恶习。人们大多安于国家为其提供的稳定的工作岗位,不想成为常被枪所伤的出头鸟。这样无形中就把上述那两种人推向了改革时代的前沿。造成了一小部分人借机大刀阔斧敛财,大多数人默默无闻,越落越远,最终演变成两极分化,出现了极为不公的社会现象。

  至于区域不公问题,应该是发展中國家初期一个不可避免的伤痛,200多年前美国也是如此。它与地理环境直接相关。我国中西部交通闭塞,没有适宜进出口的大型港口,工业发展相对薄弱。中西部又是人口众多地区,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众多人口贫困落后。这对中國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加剧了暗流涌动的社会矛盾。这股涌动的暗流出口,必将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对此,当政者亦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现在正企图从拉动民生入手,一方面加大整个社会财富平均再分配的力度,另一方面解决贫穷百姓的后顾之忧,以化解因社会不公导致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最终目的达到政权的平稳性、可持续性。究竟能否达到目的,有待考验当政者解决问题的诚意与魄力。

  那么社会不公问题,除跟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有关,还跟什么有关呢?只要是有心人,答案就不难找到。那就是跟当政者的权利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社会不公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日益加剧的权利腐败现象,又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社会不公这颗带有仇恨性质的种子正在腐败发酵的温床上变的像魔兽一般祸患无穷。腐败在社会不公的悲剧中扮演着官商勾结的丑恶角色。官商勾结的结果,一定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它就像丑陋的吸血蝙蝠那样,紧叮住“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伤口,贪婪地吮吸贫穷大众即将干涸的血脉。因此整个社会痛恨腐败,斥责腐败。可以说腐败是一枚导致广大百姓受苦受难、贫穷落后、负担沉重的魔戒。人们仇恨它,想要砸碎它。黨和政府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程度,声称解决不了腐败,将有亡黨亡国之灾。但从目前治理腐败来看并不乐观。似乎反腐败大有越反越腐之嫌。在反腐败方面,尽管黨报高调宣传,不断有腐败分子被依法制裁的报道,然而老百姓却并不怎么认可。给人的感觉是,腐败现象还随处可见,腐败分子似乎还充斥在政府各个部门中。人们不仅疑问,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毒瘤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既值得广大老百姓思索,更值得当政者好好深思与反省。现在反腐,似乎只停留在民举官纠,仅从个案着手,所以才显得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因为这种反腐方式不是从根本上剔除腐败的毒瘤。说白了,它还是滞留在运动战的打法上。运动战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它是一阵风,丝毫动摇不了拟要治理整顿的对象的根基。建国六十多年来,一些违法之徒、贪腐蛀虫已掌握和适应了运动战打法,他们总结出一条定律,运动之风总是一刮而过,风过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也许正是反腐败越反越腐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中國式反腐令人头疼的一大顽疾。不知当局为什么如此钟情运动战,特别是在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际上还是实行老一套运动战法。运动战绝不是法治,它是人治的惯用手段,当然法治不排除运动战。那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运动战,是人治手中王牌式的运动战,还是法治政府特定时期内作为个案手段的运动战?这是一个值得执政者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我们说社会的不公问题首先是由改革开放初期执政者的政策使然,其次是权利腐败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权利腐败这棵毒苗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催生腐败盛行的激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我们说总体而言,滋生腐败的大环境非垄断莫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腐败经常发生在哪些领域就可以得出明确判断出垄断直接导致腐败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上哪些行业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呢?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地球人都知道房地产、电信、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煤炭、石油化工、路桥建设、教育、医疗以及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电煤气等国家高度控盘的垄断行业。看看近年来,一些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要么是直接来自垄断行业,要么是与垄断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几年来,我国房价为什么高得那么离谱,这难道与垄断没有关系吗?只有垄断,才会使某一产业变成稀缺,只有在稀缺的行业、产业里政府的行政寻租行为才成为可能,权钱交易才能应运而生。在一个非垄断的、开放的、透明的、利润平平的行业或产业里,腐败通常是难以产生的,譬如一些直接与弱势群体打交道的民政部门,一些非热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

  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社会上垄断行业或产业的性质,就不难发现,凡是垄断行业或产业均来自国有或国有控股。以上例举的各行各业不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行业、产业吗?即使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涉及国家安全或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大都是国有垄断,但实践表明,即使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垄断行业也容易招致腐败,就更不用说法治不健全的发展中國家了。那么就我国的垄断行业来看,它直接根植于我国的国体及其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會主義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又明确规定:“国营经济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垄断行业是直接受宪法保护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治制度为极易产生腐败的垄断行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尽管垄断行业造就了社会不公,保全了腐败根须,尽管社会不公和权利腐败遭到国人强烈不满,却无法将其彻底根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体制上的悲哀,制度上的悲哀。

  中國搞经济改革三十多年了,但是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改革却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掩面的感觉。这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犹如半拉子工程一般。政治体制改革不先行的话,最终一定会掣肘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对此无论愿不愿意承认,也无论是否赞同,都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个问题上,得过且过、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都是一种自欺欺人、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任何问题都是推不掉,躲不过的,最终需要人拿出勇气、拿出魄力去解决它。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制度造就了垄断,那么腐败滋生谈何容易,如果不是腐败在社会生活中为非作歹,那么社会不公又从何来?因此,中國执政者如果不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就无法彻底改变制度导致垄断,垄断导致腐败,腐败导致社会不公这一恶性循环的魔咒。

  作者:迷人的海


贺承业: 思想能否被改造? - 中国报道周刊

贺承业: 思想能否被改造? - 中国报道周刊

  习惯了,我们流行了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说,也为此进行了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实践,甚至有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脱胎换骨’的全民大运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流了无数的血与汗,重复了多次历史的周期律,是该冷静地想一想‘思想能否被改造’?

  近几年我读到了一些如《夹边沟记事》一类的记述劳改营的真实故事与回忆录等,给我的印象是,侮辱、苦役、饥饿、迫害、酷刑、死亡……,最多只是使人害怕或被迫屈服,甚至发疯与死亡,却不能被‘思想改造’,甚至是适得其反,本来不反你的,经如此无端折磨后,也就自然变成了你的反对者了(难怪政策的制定人要把‘凡有被杀、关、管、斗的人及其家属’均列为准敌人,加以防备)。

  枪杆子下的稳定,也仅是出自于害怕而暂时的,表面稳定。

  法律上的处罚,公正的法律(良法),公正地执行,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时,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不公正的法律(恶法),不公正地执行,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而且更会适得其反。

  可法律上是没有思想犯罪的,真要改造思想就不是‘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教育不是靠‘压服’(以力服人)、而只能是‘说服’(以理服人),(当年的领导人虽也公开再三强调过这一点,只不过常常是它不占有理,做不到后者,就只好采用前者了,这就只做不说了)!当年我们也常说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吗?可是这理要是真理,这情要是真情,要‘触及灵魂’,这人的灵魂,就只服从于人类的文明原则:真、善、美。只有它才能说服人。于是就找寻或制作出一套理论、学说、主义……之类的东西来(这些东西改造者本人是否真信也不得而知,反正是用来改造他人的),加以包装、宣传,打扮成比真理还真的真理,用以‘触及灵魂’来改造思想,有效果吗?有,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了:

  (1),如果,你却实是真的‘真、善、美’,而被改造的思想却是与之相反的,这时的改造也会是有效果的(有不少真正的罪犯被感化与改造);

  (2),如果,你是假的‘真、善、美’,但你包装得很好,你善于作伪,有水平,会编造,按照‘谎言重复一千次也就变成了真理’的原则,这时也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世界上有许多洗脑成功的事例,如当年的戈陪尔,前苏的斯大林,我国的大疯狂等等),但却总是不会长久,一但谎言被揭穿,一但历史真像还原,你的效果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统治者总是先垄断着话语权,即使谎言可以取得短时的实效,也可以为现利而去为之,谁看到过穷凶极恶的强盗在行窃时,会想到长远与人心!);

  (3),更多的是(为什么这里用了‘更多的’三字呢?因为拥有了‘真、善、美’的一方,推行和宣传‘真、善、美’时,根本不会用强制的‘思想改造’一说,而多是宣传教育之法,若强制别人进其进行思想改造时,则多不拥有‘真、善、美’)你不拥有‘真、善、美’,假的也被揭穿,而恰巧是被改者拥有‘真、善、美’,这时你的改造不仅毫无效果(这时你会称他们为‘顽固不化’的花岗岩),往往是你反被改造了(我们看了到许多革命故事中描写的,反动派的监狱里,许多狱卒反被被关押的革命者说服与感化),‘触及’不了‘灵魂’时,就只好不择手段地‘触及皮肉’了,这就发生了斗争中的种种武斗以致杀戮与法律中恶法横行了。

  回到‘思想改造’一说上来,它的目的无非是要统一思想,集聚力量,推行改造者的意志。说白了,就是要赢得民心。这民心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真是要赢得民心,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归顺民心的源头:”真、善、美’。如果倒行逆施,是永远也不会赢得民心的。若自己有了有违‘真、善、美’之处。则首要的是正视它,改正它,而不是推诿、隐瞒、辩解,更不是强迫他人服从去改造他人,例如对于大量的冤、假、错案,首先是做好彻底、认真的平反招雪,认错、陪理,承担责任,做好赔偿。自己改正错误(不是改造他人),才能赢得民心。

  作者:贺承业

何流: 谬哉,所谓发展阶段 - 中国报道周刊

何流: 谬哉,所谓发展阶段 - 中国报道周刊

  跟许多人一样,我也一直坚信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然而当我所见,无论是得利的当权者还是落魄的弱势者,都开始异口同声地把身边的一切苦难和不公,破坏和倒退归咎于一个简单而终极的理由——初级阶段时,我便不由地疑心,原来我所忠心的阶段理论如今竟成了谎言和谬论。所谓国情论者,其实不过是教人如何安心地贫穷和落后着,枯燥而乏味的政治课堂上的说教竟能发挥如此功效,这点也是我所始料未及的。历史何曾有过必然,即使有的,那也是在耗尽无数人的血汗后才完成了它的飞跃。幸福和自由也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那些勇于创造和索求的民族才配拥有她。事实告诉我们,几百年前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今还依然贫穷落后着,而只有敢于追求自由的西方文明才能为自己的国民(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建设美好的家园,他们的今天也不大可能成为前者的明天,因为前者还依然陶醉在所谓的发展阶段的美梦里,他们期盼美好的未来却又不愿或不敢为之付出努力,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发展阶段。反观中國,分明是僵化的体制,贪官的温床,却要美其名曰通向美好天堂的开始;分明是人家的帮工,依葫芦画瓢的抄袭者,却要把责任推给历史,诉苦曰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岂不知曾在亡国的边缘,中國的学术科研却创造过辉煌的奇迹,难道如今的社会反倒比当初还要贫弱了吗;分明是病态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民生缺乏保障,社会道德崩溃,法律丧失公平,我们的答案——或许竟是专家学者的共识——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表现,其逻辑,就好比粗心大意的母亲把自己孩子的疾病视为他(她)的青春期症状一样可笑;更为不幸的,分明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园,用自己生产的毒药添加在自己的食品里,我们却要翻开历史书找寻答案说,看吧,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也是这样干的,“因此我们的破坏和犯罪似乎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应该是必然”。凡此种种,不努力以求解救之道,不奋起以为改进,而敷衍以寻借口,谬哉,所谓发展阶段!需知无论在何种阶段,何种社会,何种国家,国民生命之安全,民众家园之建设,民权民生之保障都是一切社会工作的核心。

  后记: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本来是为了改正大跃进主义的错误,而在如今的中國,发展阶段理论已成为阻碍财富重新分配,阻止社会和政治改革,麻痹人们思想的工具,它的危害已不亚于大跃进主义的破坏,因为后者已有所批判,而前者人们还一直被认为是真理。

  2011年10月18日

  海德堡

  作者:何流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杨恒均: 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 中国报道周刊

杨恒均: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國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國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國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國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 You in 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 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國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國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國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國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國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國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國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國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國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國,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國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國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國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國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國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國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國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權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國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来源:杨恒均博客

  作者:杨恒均

大纪元 - 专访茅于轼:薄熙来就王案应给公众交代

大纪元 - 专访茅于轼:薄熙来就王案应给公众交代

新京报:北京官方昨日正式承认中共整体腐败

新京报:北京官方昨日正式承认中共整体腐败
中国公共信用信息网 www.worldcr.org 日期:2011-12-30 来源:人民网

       
    题为《社科院:腐败从个体转向集团化窝案串案较严重》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昨日在京发布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称现在的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该蓝皮书由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推出,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反腐倡廉建设进展与效果的报告。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民间早已断定中共已经整体腐败,但官方一直否认。公开“中共已经整体腐败”信息——这就证明各级出现“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的危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哀莫大于党已整体腐败”,《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强调的“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执法机关带头腐败成为整体腐败的龙头”的主要罪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说《腐败从个体转向集团化窝案串案较严重》。称现在的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该蓝皮书由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推出,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反腐倡廉建设进展与效果的报告。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过去说;把干部拉出来,全部枪毙,有冤屈的;把他们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现在不用费脑筋了,全部枪毙,没有一个冤屈的。

    为什么说《中国社科院》说了半句实话?

    它说:《腐败从个体转向集团化窝案串案较严重》,说对了一半。真实的情况不是《较严重》,而是《相当严重,且不可救药》,已经形成整体腐败。

    譬如:招投标;90年代办事儿,请吃一顿饭、送条领带电动剃须刀,就能把‘标’办了;90年代中期,送一套高档西服外加歌厅、桑拿,也能办事儿;90年代末期,没有老头票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收取钞票的比例占总额的2%——10%。一个500万的项目,进贡的钱在10万——50万之间;2000年以后,发展的非常神速,以往都是这个‘董’、那个‘总’捞钱,发展到任意一个办事员都可以向你伸手。负责偿付拖欠款的小办事员,不给他进贡,拖欠款可以拖你十年;2005年以后,这个‘董’、那个‘总’不要你的贿赂了,他们可以威逼你签订虚假高额合同,除去给你的正常合同款,馀下的不用你管,半路就销声匿迹了;

    譬如:国有资产流失;以改制为幌子,把国有资产划归私有。一个几千万的企业,派来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皇亲国戚来‘接收’,拿个几万或一分钱不拿,这个企业就改换门庭或者干脆就没了;

    譬如:喝‘血’;主管部门的人喝被主管部门的‘血’。买房子,让一厂赞助50万;二厂赞助50万……;出国,让下属部门提供资金;没有权利的公务员,就到市场买假发票,就像前期,国家级部门查出假发票几十个亿;

    譬如:买官卖官;这个不用说了,大家知道得门儿清;

    譬如:吃空饷;全国每个县都有一批吃空饷、不干事儿的官员家属。全国地市县按3000个计算,每个地市县按5个吃空饷的计,每人每月平均1500元,每年2.7个亿,何止呢;

    譬如:三公消费;所有的公务员,有那一个敢拍胸脯说:没有‘三公’过?‘三公消费’是最大的腐败!一年一万多个亿,占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别说你不是贪官,你‘三公’了,你就是名副其实的贪官,一个也跑不了。比那些被抓的,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譬如:公款、捐款、社保基金挪用;

    譬如:携款外逃,裸官;近15年的时间内,多达8000亿人民币转移至国外,高官失踪16000到18000人左右,国内裸官近20000人;…………。

    太多了,这里仅仅是九百个牛一毛而已。

    说官府“已经整体腐败”,官方一直否认。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做都做了,还怕人说吗?

    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所说的半句实话,哀莫大于党已整体腐败:“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执法机关带头腐败成为整体腐败的‘龙头’的主要罪证”。

    关键是:做了不要紧,改了就好。不过,改也难,甚至注定改不了。看看,这些‘公仆’的言论,期望他们改过自新,做梦去吧!

    “受贿,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说;

    “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甯说;

    “贪污是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电脑学院微机接口实验室原负责人徐晶说;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馀斌说;

    “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广东省汕头市原副市长马红妹说。

    “拒收贿赂会伤害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说;

    “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说;

   “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山西吕梁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某说;

   “升官不成便腐败。”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说;

   “我也是受害者啊!”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范方华说;

    “不能当领导,当领导身不由己。”原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经理李明学说;

    “不收就对不起他们。”。江苏省睢甯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说。

     脸皮比城墙还厚,依靠他们悔过自新?玩儿去吧!

    依靠上级或反贪纪委查处,也是妄想。连国家纪委副书记都贪污受贿上十位数个亿;记得,前年网上举报的事情吗?监察部和国家纪委联合经营的,网站都被举报搞瘫痪了,说明举报的太多了。结果如何?别提‘结果’,根本就没有‘结果’。别指望了,没劲的!随他们去吧!

    礼堂里,慷慨激昂、信誓旦旦,大谈反腐倡廉;

    墙壁上,横幅条屏、宋楷魏隶,挂满廉政名言;

    抽屉中,‘反腐英雄’、‘廉洁楷模’,摞摞荣誉书证;

    回到家,天棚夹层、庭院水塘,装满巨额赃款;

    上班时,坐‘三公’车、吃‘三公’餐,满世界跑个遍;

    密室里,约会娇妞、会见二奶,战斗到单口喘;

    衣袋里,上兜美国、下兜罗马,数本外国护照;

    公文包,瑞士账户、英国存折,外逃的面包钱;

    家庭中,儿子孙子、老婆姨子,早就移民外店。

    个体腐败,还有药可医;整体腐败,无药可治。连乌坎一个小小村支书、村长都敢成亿的贪污、私自贩卖国有集体的土地,他们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的?
 

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

中宣部急令全国媒体防范出格言论

中宣部急令全国媒体防范出格言论
2012-02-12 21:54 来源: 参与

2月10日,北京一些中央机关部门先后接到中宣部通知,要求严管各机关、部门、社会团体下属媒体(包括报纸、刊物、网站、手机电子报),严格防范出格言论,不流出任何不利于党领导一切的敏感言论,对于任何政治敏感话题不准报道、不准发表,不准讨论,更不准散发。

一旦被查出违规媒体,最重的处罚将是撤职查办责任人,甚至撤销报纸刊物的出版号,让其关门。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此严令之下,媒体可以开放畅谈的言论仅限于生活、时尚、风花雪月等,言论进一步收紧,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未停止过,尤其是近两年茉莉花革命和十八大将召开,可能会严于2008年。

据悉这是3月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中宣部最新下达的维稳严令,不排除该严令延续到2012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

中央机关及部门接到通知后陆续向下属媒体传达,首先传达到各媒体的第一责任人: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然后再传达到编辑、记者本人,包括广告、发行部门的负责人也要传达到,要求严格控制言论,防范任何政治出格言论,主要对付党内外一些名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们经常散布西化思想和自由化言论,不让他们的声音在媒体上出现,即使是体制内的知名人士,媒体也不要给他们发表言论的机会。

据悉,最近一个阶段,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人以及《炎黄春秋》杂志陆续发表一些民主化的言论,以及党内民主、权力制约的建言,中共高层压力很大,中宣部更是难堪。中宣部最近下令可能与之有关,据称2012年维稳任务严重,人人守土有责,宣传部门更是责无旁贷。中宣部严令,可能对于《炎黄春秋》和南方报系一些言论自由化的媒体的正常出版、组稿带来不利影响。

2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其官网通报了中央电视台去年7月份播出的《达芬奇“密码”》报道调查情况。调查结果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内容基本属实,但报道中也存在个别采访对象的身份未经核实、结论不够严谨等问题,甚至是假新闻。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被传受贿100万的央视上镜调查记者李文学竟然不是持有央视证件的新闻记者,其违规独立从事新闻采访,且节目播出后多次私下会见达芬奇公司负责人,使央视的新闻报道失去本应有的公信力。

此前的2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2011年以来社会广泛关注的四起违规新闻报道的调查处理情况,重申了严打虚假违规报道。其中,新闻出版总署责令报道一起污染突发事件虚假新闻的《新财经》杂志更正致歉,消除负面影响。对于《广州日报》刊登虚假报道《年终奖个税计税方式将修改

避免多发1元个税多缴2万,先是国家税务总局辟谣后,后是广州日报社主动及时消除负面影响,从数字报和网站撤下该稿,在报纸头版刊登更正报道。同时,对记者、责任编辑、采访中心值班副主任、编辑中心值班副主任、报社值班领导、报社检查专员等相关责任人作出停职反省、扣罚奖金、责令检讨、通报批评等严肃处理。

对于上海《新闻晨报》刊登虚假新闻报道《国家司法考试被指大面积泄题》,责令上海市有关管理部门对《新闻晨报》的总编辑、分管领导、部门主任、记者等相关责任人作出撤销职务、责令作出检查等严肃处理。

对曾在2008年被绑架的女主编于颖主持的《证券市场周刊》刊发失实新闻报道《李书福危局》,该刊主办单位中华工商联已对分管领导以及《证券市场周刊》主编、副主编、编辑等5人作出严重警告处分,对当事记者给予留职察看处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对该刊作出警告并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新闻出版总署还严令,今后不得派遣无新闻记者证的人员单独执行采访任务,不得派临时人员采访。完善采编岗位人员资格准入机制,及时为新录用的符合条件的采编人员申领新闻记者证。

新闻报道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和手机信息,严禁依据道听途说编写新闻或者虚构新闻细节,不得凭借主观猜测改变或者杜撰新闻事实。禁止利用采编活动搞关联交易,新闻采编人员禁止创办或参股广告、公关类公司,不得在广告、公关类公司或社会中介组织兼职取酬。

新闻出版总署称将在2012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加大对假记者、假新闻的举报投诉核查处理工作力度,严肃查处新闻机构及新闻记者违法违规问题,开展严厉打击利用新闻采访活动进行敲诈勒索的专项行动等等。

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曹长青: 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 - 中国报道周刊

曹长青: 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 - 中国报道周刊

曹长青: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

  最近这两年读到大约有七、八篇海外网站上转载的韩寒的杂文。那些文章不能说有什么深刻,行文也往往不够完整,层次也经常混乱,但他敢于嘲讽时弊,文字也时常有些幽默调侃,表达了中國百姓的怨气、不满,对激起民众的反抗情绪起到了一种独特的擦边球作用,尤其是他那么年轻,所以我是满欣赏他的。去年台湾那个妖婆陈文茜骂他,我还在台北《自由时报》写了篇专栏抨击陈文茜,也有意让更多的台湾读者了解韩寒。

  但看到他那三篇“论革命/民主/自由”的文章后,顿感其观点既错误又陈腐,所以写了篇文章批驳(“从梁启超到韩寒”)。在撰文时就有点纳闷,怎么韩寒的“新三篇”文字这么平庸,甚至“没一个干净利索的句子,更不见任何昔日的小幽默,连年轻人的清新都不见了。”只好自我猜测,“看来真是逻辑一糊涂,文字就浆糊了。”对韩寒从思维到行文的自我矛盾也没多想。

  最近读到麦田等人的质疑博文,指出韩寒的文章可能“有人代笔”,于是再回头看一遍韩寒那“新三篇”。可不是吗,这三篇从行文到思维/心态,也不像个喜笑怒骂,满不在乎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写的,反而像一个老成持重的、有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心有余悸的、精明圆滑的人写的东西。再顺着那些质疑文章,去搜了一下韩寒当年的获奖文章、他父亲韩仁均写的《儿子韩寒》、其他一些对韩寒的采访、报导,加上最近网上一些对韩寒文章的质疑等。读完之后,几乎无法不得出“少年写作天才韩寒”基本上是个骗局的结论。

  这个结论大致上是从这五个方面得出的:

  第一,从文本分析。使韩寒当年一举成名的获奖文章“杯中窥人”以及先前参加初赛的“书店”“求医”,还有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我只看到节选)等,无论从思想上,心理上和行文上,都明显不是出自一个不到17岁的少年之手。

  第二,韩寒、其父韩仁均,以及其他人关于韩寒的回忆文章等,显示太多矛盾、疑点、硬伤。这些佐证上述作品不是韩寒之作。

  第三,16岁语文很差的中学生写出20多万字长篇小说的不合理性。关于他“本人”写的小说,关于文学,韩寒在电视访谈中什么都谈不出,整个一个“一无所知”。

  第四,麦田的质疑引起的联想:这世界上还没听说一个可以拿到全国名次的运动员,同时能成为那个国家最有名、最有人气的作家。韩寒真的是体力、智力超人吗?

  第五,韩寒对麦田等人质疑的反应和回答近乎气急败坏。这不仅太不正常了,也和去年他面对陈文茜的贬损却表现得超斯文简直像两个人。而且那种连威胁带谩骂的激烈的反应,好像小偷被抓个正着。更重要的是,韩寒父子的回应(我认为基本上是韩父一个人写的),绝大部份非常笼统,没有任何说服力。导致我更相信自己和其他一些网友的质疑。

  如果韩寒这个“少年成才”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如果韩寒是靠欺骗起家并达到今天的影响力,那么他文章思想内容的对错、水平就完全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下面我就从上述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一下。

  首先,从文本分析。我在网上找到韩寒的成名作“杯中窥人”。那是他参加上海《萌芽》杂志社主办的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命题作文。由于得到一等奖,所以当年还不到17岁的韩寒一举成名。

  “杯中窥人”涉猎广泛,提到列子、老子、李白、胡适、李敖、钱钟书,吴宓、叶公超等人及文章,还引用明朝晚期的记录名人语录的《舌华录》这种相当冷僻的书。该文不仅提到中國古代名人,还说“也读过大量批评、赞扬美国的书”,甚至秀了个拉丁词。这对17岁的韩寒的不可能在于:

  1,一个能在16岁以前涉猎那么广泛的人,必须是个非常勤奋的小书虫。但从韩父的《儿子韩寒》一书来看,其中没有任何他自幼就博览群书的内容;而且韩寒一直是个贪玩、不用功的孩子。即使一个自童年起刻苦读书的人,在自家书房写作(有资料可查),在一个小时内想到这些内容,并组织在一篇文章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韩寒当时是在闭门监考下,独自手写命题作文,能记得(默写)、并用引号准确地引用冷僻的古书,这几乎没有可能。

  2,当然,韩寒可以是个记忆天才、背诵天才,但17岁的他,能够思考、理解并在文章中运用那些引言也是基本没有可能的。虽然那篇文章实在并不高明,后半部份更是不伦不类,但文章表现那种对社会因有了阅历而产生的不满、厌烦和犬儒心态,完全不是尚未涉世的年轻人所应有的。这不仅跟韩父笔下的少年韩寒,即使跟今天的韩寒(从他接受采访时的言谈来看)都有很大距离。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该文所表现心态、思维方式,完全不是少年的!

  3,即使一个读了很多古书的少年,也很难想像用半文半白的句式作文,如“读之甚爽,阐之未尽,品性如钢,君子固穷,倘若,照戮不误……”等等,更何况韩寒说他没读过四大名著。当然,没读过多少古书的人,多读点武侠,也可能造出上述句子,但那些成年人才使用的句式,展示的心理成熟度,它和“气盛的少年”那种说话句式是非常不同的。

  另外,初赛时韩寒投寄的两篇文章《书店》和《求医》,也完全不像出自17岁的少年之笔。其原因和我对《杯中窥人》的上述三点感觉一样,不再重复。尤其是文章所表现的时空环境、感觉,更不是韩寒那一代人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对此有其他高手做了很令人信服的分析,可上网查阅。

  除了文本上的明显问题之外,那次作文考试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一目了然。据报导和韩寒父子的描述,当时的情形是:《萌芽》编辑李其纲把一团纸(而不是文中所说的布)扔进半杯水中,说这就是作文题目。于是韩寒就自己想出了一个题目“杯中窥人”,随后写出了一千一百多字的高谈阔论“人出生就被扔进社会染缸”的文章。这是有三个小时的考试,但韩寒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写完并交卷,放弃了后两个小时。

  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去应试,面对这么一个做作的“怪题”,能否在一个小时之内写一篇涉猎这么多内容的文章?你可以说韩寒是天才,但作文是靠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等而完成的一个创造过程,不存在凭空而来的灵感。我是写了几十年文章的人,也被称为“快手”,但“快”是假的,表面的,每篇文章背后都有几何倍数的、读者看不见的思考立意,谋篇布局,层次结构,文字推敲等过程。而在一小时内,别提构思、用手写,即使今天在电脑上写,还可以迅速上网查资料,也是很难完成的。

  而韩寒不仅在一小时内“写出来”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文章,更“高级”的是,考方给三小时,考生却只用三分之一时间就交卷了。任何参加过考试的人都知道,要尽量使用给予的时间,反覆修改检查,以期达到最好成绩。对这个韩寒父子花了200块出租车费赶去的、涉及到是否得“一等奖”的关键一战,韩寒怎么可能如此草率?

  韩寒自己说,他经常写错别字,那起码也要花时间检查一下是否有错别字吧?更别提任何作文的人都知道,“文不厌改”,哪怕“两句三年得”的唐诗宋词们,仔细推敲起来,也还有修改的余地呢。我自己的文章,经常是改过好多遍之后发出去还发现错字、不满意的句子,或者凭记忆却忘记核实的引述等等,于是赶紧找编辑改正。发过我文章的每一个编辑(当然转载者除外)都遇到过我发稿后一次、再次要求修改错误的问题。而一个不到17岁的孩子,参加一个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写作比赛,就这么草率地一个小时就交卷了?如果这么不在乎,就不会那么紧张地赶去考场,甚至压根不会参加这类比赛。

  所以,韩寒这个迅速交卷的举动本身,无法不令人推测:这个作文的题目很可能是韩寒事先知道的,而且由他父亲事先写好了,所以才不需要用完三小时来字斟句酌,更不需反覆修改,就可这么轻松地“一挥而就”。而且,韩寒自己说,他不会默写,学校的默写考试,他经常由于默写错误而得负分,后来就用拒绝默写来得零分。所以这篇东西,很可能连现场默写的都不是,而是“事先”写好的。

  第二,就这场考试,以及韩寒经历,韩寒本人、其父韩仁均,还要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等,显示太多矛盾、疑点、硬伤。这些佐证上述作品不是韩寒之作。

  在麦田质疑《萌芽》编辑李其纲和韩父可能串通泄题之后,李其纲立刻在“对一种诽谤的严正声明”一文中反驳说,“事实是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知道评委们决定授权给我出题”,以此证明不存在泄题问题。

  但根据《萌芽》主编赵长天的回忆文章,“提出搞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是《萌芽》的编辑李其纲”。点子是李其纲出的,由他出题也明显顺理成章。他强调最后一瞬间才知道这回事,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另外,据赵长天的文章,“上午11点,韩寒才赶到了组委会所在的宾馆。这时,题目已经公开了……”。这语气显示,在韩寒到之前,已有了题目,并不是李其纲说的,韩寒父子到达之后才临时出的题目。

  韩寒在反驳文章中说,“我的父亲和李其纲先生直到现在都不认识。”李其纲则说,“事实上,直到今天,即使韩仁均先生站在我面前,我也得问一句‘你是谁?’”意思是他们从未见过面,韩父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韩仁均本人在1月27号的韩寒博客里强调,“出题的老师叫李其纲是我后来在有关新概念作文比赛和韩寒的补考的新闻报导中才知道的。”

  这三个人都刻意回避了韩父和李其纲见过面这个事实。而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中是这样介绍当年陪儿子去考场、并见到李其刚的情形:

  “就在一间客房里,作家、《萌芽》编辑李其纲受委托即兴出了一道补考韩寒的试题:他随手将一张纸捏成一团,然后将它置入一只盛有半杯水的漱口杯中。这与其说是考题,还不如说是谜语。面对‘谜语’,我在一旁为韩寒担忧:这样一个题目,能发挥出一篇什么文章呢?韩寒思考了一会后,在稿纸上写下了标题《杯中窥人》,显然他已经思考好了这‘谜语’怎么去‘猜’。此后,评委和《萌芽》的工作人员吃中饭去了,留下一位叫林青的编辑监考。我则出去给韩寒买点心。”

  就算韩父和李其纲以前不认识,但常理判断:由于是只有韩寒一个人参加的复赛,韩父陪同,到场怎么也得跟那个亲临现场出题的人打个招呼。即使这点不存在,那么韩寒在几个小时后就得了一等奖,在当天的发奖会上,韩父和李其纲怎么也得招呼一下,表示一下感谢等等。刻意回避他们见过面这个事实,不让人感觉在什么方面有点心虚吗?

  而且,对这种李其刚称为“行动艺术”的含糊题目,韩寒不仅 “思考了一会”,就在稿纸写下标题“杯中窥人”,而且从原稿(照片)来看,几乎没什么修改涂抹,首页只涂掉两个字,一处增字,稿纸上干干净净。韩寒真的那么天才吗?另外,稿纸上没有《萌芽》编辑部字样,不是杂志社稿纸,而是普通纸张,这也为“事先准备好的文章”或“临时换的稿子”提供了质疑的空间。

  在麦田等人的质疑出来之后,赵长天表示,“补考全过程我都在场。而且还有很多著名作家教授都在场,全程都在考场。”这明显不是事实,他忘了自己以前在回忆文章中也曾写过和韩父文章相吻合的一个重要情节,那就是韩寒开始作文之后,除了留下一个编辑“监考”之外,其他人都去吃饭了。赵长天今天为什么要刻意补编一个自己“全程都在考场”的故事呢?

  这里有没有几个人合伙参与造假?不得而知。有一个《萌芽》女编辑(胡玮莳)给韩父打电话通知韩寒复赛,也是质疑点之一。但无论如何,他们起码是没有就评委“怀疑”韩寒写作能力一事再仔细做复查。很可能因为《萌芽》杂志社急于要靠“制造”天才来摆脱困境。据赵的文章,“我接主编的时候工资都发不出来。当时也找了市领导,市委副书记出面找上海《新民晚报》,他们答应每年给《萌芽》30万块钱,连给3年(最后给了5年),这样解决了发工资的问题。”最后是中学生“新概念作文比赛”救了这本杂志,使它发行量上升,后来达50万册。

  所以,即使当时有评委对韩寒文章表示怀疑,也不会真追究。当然,如果这种推断属实,那么他们今天更不会承认,因为这是《萌芽》的发迹之源,这一挖,岂不一长串的问题都挖出来了?

  第三,15岁语文很差的中学生写出20多万字长篇小说的不合理性。为什么对自己的作品那么陌生?

  据韩父的《儿子韩寒》,韩寒一直语文不好。但常识是,能在一小时之内写出那么老道作文的孩子,初、高中那点语文课,实在太是小菜一碟了。他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成为语文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更不合常理的是,语文那么不好的孩子,居然在初中时就写出长达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重门》。

  韩父说《三重门》是韩寒在上初中时写的,韩寒则说是在上高一时花一年多时间写的。无论初中、高中,在一年之内,在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作业的情况下,写出需要构思故事、塑造人物、编织情节的20万长篇小说,而且还写到这种水平:

  该书编辑、作家出版社袁敏写道: “《三重门》的行文似有《红楼梦》的格局,它的用笔又有《围城》的韵味,它的语言藏龙卧虎、吸古纳典。……一个17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那种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

  这是没有可能的。无论他是上课时写的,还是下课时写的,还是24小时都不睡觉写的。这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任何一个真正写作的人都不会相信的。而且韩寒还表示,他从未看过四大名著。没看过《红楼梦》,却能拉出《红》的格局,还能吸古纳典?它的不可能性还有一个他父亲自己写的佐证:在《儿子韩寒》这本书里,韩父介绍说,“1997年春节过后,当时韩寒念初二第二学期……我带韩寒去图书馆办了个证……在那里,他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也就是那几次有限的阅览,使韩寒对他的同龄人的总体写作水平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并使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说:那些少儿报刊上的文章写得太滥太幼稚了,我完全可以比他们写得更好。”

  这段文字(以及韩父的整本书)清楚地表明,在1997年之前,韩寒没有任何博览群书的痕迹,如果有的话,完全不可能再去看什么少儿报刊,他会扫“一”眼就不屑一顾。一个在97年还流览“少儿报刊”的人,两年以后已经能在文章中熟练引用列子、老子、李白、胡适、李敖、钱钟书,吴宓、叶公超等等,真是只有鬼才相信。

  更重要的一点:1997年,应该是韩寒正在写《三重门》的时刻,而《三重门》里,早已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韩寒自己说他没看过四大名著,但在《三重门》第一章里,就评论了《红楼梦》《水浒传》,以及《尚书》《论语》《左传》《怵济传》《史记》《战国策》等等。不是引用其中个别字句,而是“评论”!

  在网上读到《三重门》的片段,以及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中引用的章节,更完全不信那是出自一个17岁少年之手。并不是因为其文字好(事实上文字很差!),而是说话的口吻和所展示的思维、心态,整个儿都不是少年的!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书中有一段用“妓女”比喻家教,是这样写的:

  “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热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珍贵的东西当然真贵,一个小时几十元,基本上与妓女开的是一个价。同是赚钱,教师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妓女给了对方快乐;而教师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

  写《三重门》时,韩寒只是一个15、6岁的少年,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对女性正处于朦胧的欣赏、喜爱、渴望接近的清纯状态,不可能会产生中年男人那种对妓女的“欲用却厌”心态。而上述这段文字,显然是中年男人的心态和口吻。

  韩寒辩解说,“如果一个1958年出生的人能假装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写文章,并获得同龄人很多年的喜爱,稍有常识就知道这不可能。”

  韩寒这话简直外行到家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寓言故事,都是成年人写的,而且以中年作者为主。像狄更斯以少年男孩第一人称写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都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把少年的心理、言行描写的栩栩如生,根本不是《三重门》那种成人口吻和世俗。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也都是他中年时代写少年的故事,一百多年来都倍受青少年喜爱。当代著名的《麦田守望者》、《苍蝇王》等等,这种例子数不胜数。韩寒居然说出那么外行的话,这更让我怀疑他的文学底子。

  成年人可以模仿少年口吻,道理非常简单,成人经历过少年时代。而少年模仿成人就难到几乎不可能。在音乐、甚至科学方面都可能产生少年天才,但文学领域,对思想、心理、情感、语言运用等几个方面,都必须有基本的成熟度。我对文学“少年天才”一说绝对持怀疑态度。在美国,也有华人少年写出英文长篇小说的报导,但我基本认为那是父母在作弊。

  韩寒说,“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文学的快乐就是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但他或许不知道,成人完全有可能把自己“藏”进一个纯真的孩子里,因为那可能是他(她)曾经的、想像的、或者一直渴望成为的自己。但少年要把自己“藏”成一个“老神在在”的成年人,那是装不成的。

  另外一点,大概由于书中有些触犯时局的地方,出版社编辑让韩寒修改,令编辑惊讶的是,韩寒“对小说的修改既完全地保留了自己,又让你觉得你所担忧的某些东西他已极有分寸地做了处理。”对哪些会触犯禁忌,一个16岁的孩子本来就不会怎么懂得,更怎么可能“极有分寸”地处理,跟当局打“擦边球”?这种事情是成人才会有那种心计。

  还有一个足以令人质疑的就是,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和韩寒对话”的节目上,韩寒就自己的作品,文学上的成长过程等,完全是“无言以对,无话可说。”甚至连为什么起《三重门》这个书名,韩寒都答不上来,说他“忘了”。在提到他书中的女主角苏珊时,他也回避了。当场一位女观众毫不客气地指出,韩寒对此“手足失措,像只烤鸡”,那笑都“有点惨,有点尴尬”。但在后来杨澜的采访中,谈到赛车、打球什么的,韩寒可是侃侃而谈。

  那么到底谁是《三重门》的真正作者?韩寒最近回答说,“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坐在我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中发白的同学们都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几乎是写一页给要好的同学们传看一页的,尤其是我的同桌陆乐,他是头第一页看着我写到最后一页的。”而且,韩寒在1月25日的博客中更宣布,他准备在4月1日推出该书手稿,以证明他本人是书的作者。

  这好像是很“有力的证据”。但且不说韩寒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手抄一遍这本书也完全做得到,更何况,这里有个很值得重视的环节:韩寒父子俩的字体很像。在《儿子韩寒》中韩仁均写道,他曾在韩寒的休学书上签字,结果校领导以为是韩寒自己冒签的,因为韩父的字很像韩寒的字。

  韩仁均的一位医界女友(她的长篇纪实被韩仁均修改刊出后被中央电视二台拍成专题片)也在“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一文中写道:“许多熟识韩老师的朋友都知道,韩寒的字与韩老师是极像的。”

  以此来看,如果小说是他父亲写的,韩寒拿给同学们看,说是他写的,同学也不会识破。同样,既然父子俩的笔迹很像,那么韩寒堆出多少当年的“手稿”,也不能证实那是出自他的手。

  第四,麦田的质疑引起的联想:这世界上还没听说一个可以拿到全国名次的运动员,同时能成为那个国家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韩寒真的是体力、智力超人吗?

  我以前唯读过韩寒为数不多的杂文式的、比较短小的博客,只知道韩寒还是个不错的赛车手。以为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写写博客,业余喜欢玩车,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刚看了百度的介绍才大吃一惊:韩寒自2000年后,每年都有书出版,其中包括七部长篇小说,十部文集,一本杂志。而且,自2003年以来,不仅每年都参加赛车,而且每年都拿到名次,多是冠、亚军。而且他还填歌词,做唱片,导电视广告片等等。

  这样一份“成绩单”,我完全不相信!谁能在全世界找到任何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国家的著名运动员同时还是一个多产的畅销小说家和政论家。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兼跨的专业领域。运动员需要大量训练,主要注重技能和体力等,是“动”的艺术。而写作是需要“静”的,需要大量阅读和思考,还要勤练笔头。两者所关注的重心、尤其是所需要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它要求的,绝不仅仅是体力、精力!

  韩寒在2007年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他一年大概有十二、三场比赛。在三月到十月,一个月有两场,一个月有两周基本上都花在比赛上。这样一个日程表,还要几乎每年出一部长篇小说、一本文集?哪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能相信?我自己写作再清楚不过,哪怕仅仅是出差几天,写作效率就立刻直线下降,因为离开了一种氛围、一种心绪、一种思考状态,要想制造出像样的文字作品,是近乎没有可能的。而我出差的范围、参与的活动,还都是和自己写的东西有关的。而韩寒则需要完全进入另一个和写作完全不搭界的领域!在三天两头到处跑地赛车的情况下,还源源不断地出文学作品,成为中國最有人气年轻作家。这种“天才”真是只有中國有!

  第五,麦田对韩寒在赛车期间还写作的质疑完全有理由。但韩寒的反应和回答则是气急败坏,甚至连人家妻子、自己幼女都拿来用非常流氓的语言消费。这不仅太不正常了,和电视上那个害羞、含蓄的韩寒简直两个人,也和去年他面对陈文茜的贬损却表现得近乎做作的斯文完全不同。另外,那种虚张声势的2000万追查、连威胁带谩骂的失态,完全像小偷被抓个正着的恼怒。

  按说,韩寒是公众人物,被质疑、批评、讨论,都是正常的。如果作品不是他父亲代写的,那就应坦然、理性地回应质疑,回答问题。而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更说明,那些质疑触到了“痛处”。但迄今为止,韩寒父子的回应(我认为基本上是韩父一个人写的),绝大部份非常笼统,没有任何说服力。导致我更相信自己和其他一些网友的判断。

  “韩寒”曾是他父亲韩仁均使用过的笔名,所以对韩父来说,把自己写的东西用“韩寒”的名义发表大概没什么心理障碍,反正连韩寒本人也是他的“作品”。 在麦田的文章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署名“韩寒”的东西,很可能是韩寒和他父亲两个人写的,也就是两人分头写,都用韩寒的名字发。但看了韩仁均的自我介绍,他的《儿子韩寒》,以及更多署名韩寒的东西和他们父子俩的背景、经历之后,我的判断是,署名韩寒的东西(包括最近“韩寒”反驳质疑的博客文章),基本上都是韩仁均一个人写的。韩寒的写作团队,大概只有韩仁均一个人。韩寒基本上不会写什么文章,最多能把他随便的谈话写通顺。韩寒参与的,是明星宣传效益部份。

  那么,韩寒的“少年天才”故事,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韩寒到底能不能写东西?我想到起码四个方法可以说服质疑者,也真正有效地给韩寒“平反”。

  1,给韩寒一个作文考试。不要只是一个人出一个题目,那谁都可能卡壳。让10人,来出10个题目,让韩寒任选一个做。不要只是一个小时,给他5个小时,在有真正监考的情况下写。这样一个宽松的条件下,会作文的人,怎么也能整出篇说得过去的东西。而不会写的人,你给他十个小时,也是写不出来的。

  2,把韩父和韩寒真正隔开一段时间,保证没有网上串谋,看韩寒的博客写得怎么样,能否再写本小说出来。

  3,找一些有公信力的记者和文学评论者,一起对韩寒做一次电视直播的访谈。不可事先给他题目,就谈署名韩寒的那些作品内容,看他对自己的作品熟悉到什么程度。但这恐怕也有难度,因为韩寒博客宣布“原则上不接受当面专访”。为什么不接受?是不是不敢接受?一般写作的人,对自己的“亲手写过的”作品都是了若指掌,遇到有谈的机会,都会如数家珍般地愿意谈。但在网上目前能找到的韩寒的采访,就文学,他几乎一律是不回答,基本保持沉默。韩寒这种做法,一反全世界作家的常态。

  4,如果上述这些韩寒拒绝做。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任何一个购买过韩寒作品的人,把韩寒告上法院,起诉作品不是韩寒本人写的,自己被欺骗,韩寒要负法律责任。那么在法庭上,韩寒就必须回答、必须展示,为什么作品是他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怎样一个写作过程等等。如果韩寒是真实的,他应会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接受任何能还自己“清白”的、赢回信誉的法律程式。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不去做的话,我有理由相信:

  韩寒是他父亲韩仁均的“面具”,韩父是韩寒的“魔手套”。

  2012年1月27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作者:曹长青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

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
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致中共中央高层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决策层:
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你们请教了。我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你们能不能象开明的封建帝王一样先给我们一个承诺:朕赦你们无罪!可以吗?
一、你们也说反腐败,但自从你们建国以来,腐败越来越严重,你们还有什么良策吗?建国初期,出了个刘青山张子善,枪毙了以后,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现在也杀了一些,怎么就遏制不住呢?
二、有人说腐败的源头来自你们上层,正所谓上行下效,是这样吗?我们不敢相信,但从用人制度上好像看出了蛛丝马迹:馆陶县出了个29岁的副县长,怎么推算都不符合你们的用人制度,终于免职了!但毛新宇是个少将,我们从公开的录像没看到他将军的气质(背诵了爷爷的诗词之后,毫无顾忌的挖鼻孔,至少形象修养不够吧);朱德的孙子是将军、外孙也是将军,真是将门出虎子啊!你们能像你们父兄一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吗?如果有了外患你们能扛得起来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果你们行的话,钓鱼岛、南海疆域就施展施展你们的军事才能吧!别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耻辱!
三、你们可以说,他们的父兄乃开国功臣,要适当的照顾的,只是挂个虚职,真正打仗还有人才,也在情理之中。但据说中国5%的人短期内暴富,控制了80%的财富,基本都是高官或者与之有关的连带关系,什么中石油了、中国移动之类都是来自500个家族,这也是真的吗?我们不信!出来辟谣吧!
四、我们想追忆一下历史:当年重庆国共谈判时,你们说要建立一个多党执政的民主国家,而现在却说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晕了!到底你们哪一次说错了,千万不要说哪次都对!那是政治流氓惯用的伎俩!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能理解,你们执政了,为了你们的既得利益,不愿意要民主,它会碍你们的事儿!对吧?你们会说,我们有八个民主党派啊!别逗了!你们规定八个党派所有党员加起来不得超过100万人,而且,每发展一个党员要报你们统战部备案,不觉得滑稽可笑吗?还不如当年的溥仪呢!他至少还有一个精锐的军事卫队呢!
五、据说毛泽东搞了很多女人,还有私生子。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因为这就意味着包二奶的风气是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伟大领袖带头搞起来的,不!这是谣言!应该有人出来澄清一下吧!就像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后果一样,不能否定我们的祖师爷啊!如果那样的话,什么无私啊、伟大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共产主义信仰啊!统统都没人相信了!太可怕了!
我是一个在你们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苦孩子,57年家父被打成右派,作为狗崽子,从小就受人欺负,没有能够很好地成长起来!这能怪我吗?我刚出生三天,你们的支部书记就动员我妈妈给我断了奶,说是怕影响工作!灭绝人性啊!这不都报应的吧!就如同当年的曹雪芹一样,这些苦难都是我的财富,所以才能写出这等温室里的花朵写不出来的文章!恳求你们顺从民意、按照自然社会规律办事儿吧!不然的话,大的报应还在后边呢?嗨!我知道说这些你们也听不进去!但自古武死战、文死谏,能像著名忠臣死在你们刑场上,我值啊!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仅仅是文天祥,也是你们的父兄的价值观,我认同!我和许多人不一样,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不公平,至少你们的先辈当年都是英雄好汉,只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了社会的腐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你们,那么,我们一起改变这个制度如何?不要担心,对于以前的事情,人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我提议,保留你们现有的资产不动,只要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这点财产也算不了什么。俄罗斯变革过程中,不是也保留了原有的财产所有关系吗!只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控制着军警宪特,可以有武力镇压;控制着舆论工具,可以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能欺骗所有的人一时,也能欺骗一些人一世,但绝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一世!秦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也并非愚不可及,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是七六年四五运动革命史诗)!好好读读历史吧,每一个反动统治者都抱有幻想,结果呢?还是让刘禹锡先生出来说话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惜、可笑、也可悲,满清末年那些个傻瓜们,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国家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不能假设,但所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世世代代受到拥戴、尊重是不是比路易十四要强得多!到了辛亥革命就大不一样了,给清室的优待条件只能省着花了,还不知趣?搞什么复辟?对不起,这也没有了,到天津张园呆着去吧!还有更傻的呢?跑到东北去了......。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不提了!现在的什么卡扎菲之类的事儿捂不住了吧?!最后还是让杜甫老先生出来说两句?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由于俺没能正常的完整的接受教育,这两句话不太懂,你们不是莫斯科留学的、就是保送到人民大学的,替俺解读解读?
臣冒犯了龙颜,死罪!但却都是忠臣肺腑之言、拳拳报国之心啊!据说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刑罚是凌迟?俺这都有准备了!但俺也有底线,那就是士可杀不可辱!能达成妥协吗?!如果行的话,俺在阴曹地府也会祝福我们的祖国赶快走上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写给网上的同志们:一个民族是要有脊梁的,标准就是三条:一、威武不能屈。代表作是抗日英雄金方昌的两句诗:严刑引诱奈何我?颌首眼泪非丈夫!二、富贵不能淫代表作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来换美酒......。三、贫贱不能移。代表作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不能这么苛刻的要求你们,但能不能在这封信的下面写下你们的省份和网名,最好用红笔写:已阅,同意转发!大家签字,全世界的华人大概有15亿,到了有一亿五千万人签名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这将是最好的结局,这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的唯一的方法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从我开始,实名制:王刚,男,1958年10月6日生人 河北工程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手机:13931029827 18611442379
qq:164004462 497450123 824279342
qq群:第二次公车上书:82798307
中山方舟号医疗船:193869228
中山方舟号科学考察船:65480597
附遗嘱:如果还能有骨灰,分成三份儿:一份儿太平洋,我要拥抱蔚蓝色!第二份,南京中山陵,就算为先总理填了把土;第三份儿,洒在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没去过,想看看。

(博讯记者在采访上书人王刚副教授的过程中,王刚对记者说:欢迎记者对我进行跟踪采访,我会向全世界坦露心声;我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腐败。因此,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告诉记者,如果他的电话一旦打不通,那就可能遭遇什么危险或者已经失去自由。)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2/1/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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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 小议大五毛韩寒 - 中国报道周刊

顾晓军: 小议大五毛韩寒 - 中国报道周刊

 中共,以“面包”控制思想、言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远的,有反右,右派下放农村或被劳改等等。不远不近的,有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大批知识精英与青年学者被逼出走与流放海外。近的,有去年始于“南都”长平的新闻媒体人的一个个下课。

  在今日、在中國、在中共控制着“面包”的这样一个社会里,于精于算计的中共而言,如果,你不给他们办事或小骂大帮忙等等,在客观上对他们有益、有好处的话,那么,你想红、想发财?那简直是在做大头梦!是不是?

  去年,有人炒韩寒的《独唱团》的第二期被封杀。被封杀,肯定是中共的不是。但,很少有人会想:在思想与言论控制这么紧的大陆,中共为什么会给韩寒出《独唱团》的第一期呢?这难道不会是中共对韩寒的嘉奖、对小骂大帮忙的回报?

  《独唱团》,定价是16元人民币一本。据说,出了30万册。每本赚5元,应该不止的吧?好,就算赚5元,30万册,这就赚了150万。

  在中國大陆,能獨立办杂志的,至少有:顾晓军余杰、艾未未……等等,一大堆吧?为什么别人不能办?韩寒却能办?这怎么解释?如果不是对韩寒的嘉奖、又能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要问:嘉奖韩寒什么呢?那么,我简言之:嘉奖韩寒说“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谈体制——认为不重要”、《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等等。

  许又有人要说;韩寒说得不对的吗?那么,请允许我认真一下:“你是否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一点就着的下场就是炮灰”,出自散步的形式刚出现哪会,仅这一句话,就瓦解了当时刚刚萌芽的表态民意的一种新形式;而且,引导整个80后,躲避应该担负起的社会责任。

  而“谈体制——认为不重要”,出于“南都”的《公民韩寒》。因“南都”与韩寒的双重作用,“谈体制——认为不重要”被放大。那么,究竟重不重要呢?我不展开,仅以中共官员、欲关微博在海外放风中说漏的话告诉你:“(意见领袖)只要不涉及体制,不谈民主与体制改革,只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不要触动政体与北京的根本原则与利益,把握住这个红线”。明白了吧?

  于《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韩寒讽刺网友情绪化。而我仍用这位中共官员在海外放风中的话告诉你:“李承鹏有三百万粉丝,不是我们推荐,他能有那么多粉丝?三万也不会有,但既然我们推荐了,你有了这么多,你就要珍惜,你的发言就要有分寸。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意见领袖”、“于建嵘先生就比较理智,他上次使用微博拍摄乞儿的事,一下子就能化解钱云会事件带来的危机”。如是,韩寒在钱云会事件中起啥作用?还要说吗?

  至此该清楚了吧?韩寒帮过中共很多大忙,这里举例只是其中三次。不信,你琢磨,如邓玉娇事件等。无功不受禄,韩寒是该得到中共的嘉奖。

  2011-8-21,网友欧阳冬在《偶感》中道:“在国人的素质都是只知盲从不知个性的大背景下,读顾晓军文章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你立即就懂得什么叫獨立见解,什么叫悲悯情怀,什么叫忧国忧民了”。其实,鲜有獨立见解,是世人的通病。所以,我曾感叹:有时,我真觉得海外是境内的尾巴。

  其实,我并不是要大家都听我的,可大家都捧着八面玲珑的人,那么,谁愿意去推动社会进步呢?我也不是非要拼韩寒,他不出力,难道要我要这大半截子入土的人不出力吗?

  大家想想吧!韩寒的问题想过来,就知该咋对待伪民主派(特务)。

  顾晓军 2011-8-23 于南京

  作者:顾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