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孙立平教授的《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深有感触。在国内一些事件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除了对生命的肆意戕害，还有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冷漠：从官员到周边的“围观”者，当然更包括那些包工头、打手等等这些具体的与事者。孙教授因此悲愤地问道：“人们为何如此冷漠？”
冷漠意味着我们内心没有道德感。一提到这个问题，马上就会有官员和学者说要加强道德建设之类的话，企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来培植人们内心的道德感。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现今道德感的缺失恰恰与一直以来的这种道德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
中國的传统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德性政治，其中的一个思想内容就是“德位合一”：官员都是有德之人，并且其道德水平一定与其政治地位相称，这就是所谓“德必称其位”的意思，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中國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就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这里官员的“德”，除了个人的心性修为，更重要的是“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观念在中國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渊远流长、根深蒂固，人们的政治兴趣往往也都落实在对具体官员或皇帝的道德评判上，而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为民”。这样的政治兴趣和道德评判，正显示了人们内心的道德感：对人性的善有一份信念，对人间的合理生活秩序有一份期待。
但是，这样的道德感在近几十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是文革，让很多人对于一直深信不疑的道德信念产生怀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则彻底抹灭了人们内心道德感的最后一丝光亮。孙教授说他一直想听听这样几部分人的“心声”：一是罪恶的制造者，那些包工头、黑窑主、打手们，二是当地的政府领导人以及有关管理人员，想听听他们在“制造罪恶”和“面对罪恶”时是怎么想的，“是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的，寻找的又是什么理由。”孙教授的人文情怀令人感佩，可惜我们现在置身其中的是完全不人文的社会环境，我相信那些人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罪恶，因为比这更恶的人或事大量存在，而且那些与事者往往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中國“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养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价值取向。在德性政治中，“不择手段”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道德来赋予不道德的行为以正当性，而且往往是越不道德的行为，越要寻求更高妙的道德说辞；反之亦然，高妙的道德说辞背后隐藏的很可能就是极端的不道德，从而获得最大的政治和物质利益。最新的例子，就是落马的贪官几乎个个都讲过廉政方面的豪言壮语，在爱国为民等方面更是不落人后。这些豪言壮语的道德色彩与他们贪腐行为的不道德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够想象有那样凝重、正直、疾恶如仇的表情的郑筱萸是个罪当赴死的贪官？！这种道德和不道德的两个极端同时并存在同一个个体身上，而且是掌握着社会主导力量的政治官员身上，其对世道人心的败坏就是致命的了：它近乎釜底抽薪地消解了人们道德信念和道德持守的全部动机和动力，人心中的道德感在“看穿”、“看透”的“中國生存智慧”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而失去了道德感的人心怎么会不冷漠呢？
但是道德感毕竟是人之为人的标准，这点古今中外概末能外，而德性政治也依然为我们所期许，只是这种道德不再是“为民”的道德，政治也不再是以“为民”的道德作为合法性依据的君权独尊的政治。我们期望中的德性政治是人權至上的政治，这种政治中的道德是人權，而政治的合法性正建构在普遍的人權的基础之上，它基于人權的原则而产生、建立，它的全部目的也在实现、保护最普遍、最广大的人權。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下，只有在我们的人權得到符合其自身目的性要求的尊重、保护的基础上，我们的道德感才会重新养成，而我们的人心也不会再冷漠。
作者:曾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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